作者：叶 子
电影《时时刻刻》改编自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同名小说，展现了以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为核心形象的三位女性，在各自的人生境遇里，对命运的抗争与接纳。
影片里的三位女性分属不同的时代。第一位是20世纪20年代的伍尔夫，此时她正在构思意识流小说《达洛维夫人》，同时受困于自己并不稳定的精神状态。第二位是50年代美国加州的家庭主妇布朗太太，她有一个幸福的家，表面看来样样令人满意，但她的内心是压抑且痛苦的，。第三位女性生活在2001年的纽约，她是出版社的编辑，因为名叫克拉丽莎，与小说《达洛维夫人》主人公同名，所以被挚友、罹患重病的诗人理查德称为“达洛维夫人”。由此，一种跨越时空的微妙联系将三个女人的人生联系到了一起。在同一天里，她们都在为家里布置鲜花，准备食物，接待访客，并在承受各自心灵奔溃的同时，面对死亡。琐碎而平凡的日常生活，猛烈而沉重的内心世界，既永远处在同一时空，又时刻忍受着分崩离析的命运。
逃离日常：只有自己明白我们面对的黑暗
影片开头，1941年的伍尔夫用石头填满口袋，自沉于家附近的欧塞河。这并不是被哈姆莱特“抛弃”之后的奥菲利亚，那种灵魂的迷茫、空虚或者疯魔令人心碎；与此相反，伍尔夫的自*是理性的选择，她恰恰在“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在历经了两次大的精神崩溃之后，伍尔夫冷静地认为自己和家人都不应该也不必再接受自己更多次的精神奔溃，所以她写下遗书，毅然离开了生活。
布朗是一个贤惠的家庭主妇，有一个爱她的先生。布朗太太的生活似乎与伍尔夫形成了强烈反差，但这只是表面的。怀有身孕的布朗太太被困在所谓完美的家庭生活里，并且感到痛苦不堪。在把年幼的儿子托管给别人之后，她去酒店开了房间，想要结束自己的人生。为什么活下去会这么难？她的故事里没有行为恶劣的丈夫，没有穷困潦倒的生活，至多有点儿循规蹈矩。但这样的人生不好吗？只能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做错了，但痛苦却是明明白白的。
在纽约的“达洛维夫人”家里，年迈的布朗太太来参加儿子理查德的葬礼。两个女人，布朗太太与克拉丽莎，一个在年轻时动过自*的念头，另一个机缘巧合与前者的儿子是挚友。面对共同的所爱之人，布朗太太讲述了自己在生下女儿之后，抛夫弃子独自离开的往事。一张字条，一张车票，她离开了“美满”的生活，成为另一个地方的图书管理员。这或许有些不可思议，甚至难以被人原谅，但对这个被生活束缚得濒临窒息的人来说，却是最好的选择。没有背叛，没有残忍，也并不疯狂。布朗太太和小说家伍尔夫一样，她们离开原有生活甚至生命的理由，恰恰是因为在面对人生的黑洞时，没有放弃做回自己的一线希望。
影片结尾，老布朗太太用自己的故事安慰沉浸在震惊与悲痛中的“达洛维夫人”。她说：“如果可以后悔，人生就容易多了。但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后悔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布朗太太而言，她已经面对过自己人生的黑洞了，不过是“面对死亡选择了生命”。
幸福可能：通过选择生活方式显示人性
“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去买花。”小说的开头似乎是平凡中带着轻快的日常。但生活的真相并非如此。虚构的女主人公享受着她操办的宴会，而她真的在享受人生吗？伍尔夫创造的这位议员夫人，在文学史上用自己一天里的生活细节和所思所想，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吸引着人们反复观看他者的生活，并回头审视自己的人生。
虽然对于婚姻、情爱和女性权利，伍尔夫的观念在当时甚至现在都堪称先锋和小众，但她对人性最深处的体察具有普遍性。影片中，当丈夫出于保护和关爱而要求她留在乡间生活，两人在月台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伍尔夫看来，即使是一个重病的、弱小的人，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因为这正是显示人性的方式。
影片里，伍尔夫说：“我的人生被窃走了。”如果让她在死亡和留在这样的生活之间选择，她选择死亡。因为“逃避生活是找不到宁静的”。正如杜拉斯所写的：“不论我站在哪一方，不论处在世界历史哪一个世纪，我所见到的女人无不是处在一种深受限制难以忍受的情况下踏在死亡的绳索上跳舞。”
而那位生活在21世纪的“达洛维夫人”，她的生活状态介于伍尔夫与布朗太太之间：她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但却时常目睹来自他人的黑洞。从某种程度来说，她顺风顺水，就像小说里的那个真正的达洛维夫人。她非常执着，比如执着于挚友理查德的生命：他必须活下去，即使只是为了她而活。于是，在他人的命运里，她时刻与自己人生的黑洞擦身而过。目睹了友人之死，克拉丽莎更深地感到生活的平衡是如此脆弱。独立的生活方式，多元的情爱观念，在克拉丽莎这里得到实现。她不必像弗吉尼亚·伍尔夫，无论有多少才华，都得把自己强塞在一种不属于自己的婚姻里；她也不用走布朗太太的道路，那简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生活。
对于纽约的克拉丽莎·达洛维来说，生活的轨道依然黑洞遍布。但生命里总有那样一个早晨，对她来说全世界充满各种可能。当人感到生活充满各种可能的那一瞬，就是幸福的时刻。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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