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民主”自从古希腊的雅典城邦产生以来，就被赋予了“由人民来统治”的基本内涵。文艺复兴后，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了追求民主的口号，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加上一层又一层的光环，让人误以为似乎只有西方民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其他国家都应以此为圭臬，建立或改造自己的民主。事实真的如此吗？西方民主是真民主吗？历史和现实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美化了的金钱民主
谈到西方民主，人们常常联想到的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和由此建立起来的代议制、三权分立等。其实，当资产阶级刚登上历史舞台时，打出的旗号只是“自由、平等、博爱”，还没有把民主当作自己的政治追求，有时甚至把民主与动荡、危险、暴政等连在一起。只是后来面对人民大众日益高涨的民主呼声，他们才不得不打出民主的旗号，但在前面加上限定词，于是出现了“代议民主”“精英民主”“宪政民主”“程序民主”等概念。这实际上已经背离民主的本来含义，“由人民来统治”变成了“人民选择统治者”，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一人一票”成为西方民主的代名词。
在“一人一票”之下，作为选民的人民能够选出什么样的统治者？又是怎么选出这样的统治者的？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按照“一人一票”原则，只有拿到多数选票的候选人才能当选，而要成为候选人并当选，必须依靠政党来争取、团结和影响群众，这就是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
现实中，政党要赢得选举，离不开强大资本力量的支持。一则政党本身就是垄断资本的不同集团为了取得国家权力、控制政府施政而建立的政治组织，推出最能代表本集团利益的候选人是它的首要职责；二则要使自己推出的候选人能够为广大选民所了解并支持，必须控制全社会的舆论导向，尽最大可能把他打造成家喻户晓的政治明星。所有这些，都必须依靠资本母乳的喂养。美国前总统卡特2015年在接受电视访谈时称，“美国民主已死”，他现在即便得到参选总统的机会，也没有能力参选，因为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扭曲为一种基于庞大资金支持的寡头政治体系。所以，“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表面上看似民主，殊不知，无论谁当选，都是资本力量操纵政党和媒体、利用选民投票的结果，获胜的只是资本集团而非广大人民，实现的只是金钱民主，而非人民民主。
异化了的内耗民主
民主被简化为选举，选举又受到金钱支配，这样民主就被异化为“钱主”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年4月发布的《2015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显示，2007—2012年，美国在政治方面最为活跃的200家企业共耗费58亿美元用于联邦游说和竞选捐款，而它们从联邦政府项目和支持中获得的回报是4.4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企业为影响美国政治的花费可以获取760倍的回报。按照政治学对腐败的一般定义，这是典型的钱权交易。但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利益集团向候选人提供政治献金是有法律依据的，候选人当选后给“金主”分配政治职位也是合法的。选举民主越来越沦为一种资本主导下的竞选人之间的烧钱比赛和比赛过后大行其道的钱权交易，越来越多的政府高官和企业家在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交替变换角色，“旋转门”现象日益普遍化。
选举民主异化后所带来的不只是金钱民主和钱权交易，还有短视民主和低效政治、否决政治。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各政党候选人都以赢得选举、维护本政党所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为首要目标，更乐于满足选民直接的现实的诉求。面对眼前和长远、局部和整体、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政府常常瞻前顾后、举步维艰。比如，在温哥华，要修建一条穿越城市郊区的输油管道，征求民意持续了31年还没有结果。再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医疗改革方案，当年几经周折才获通过，但特朗普上台后签署的第一项行政令就是废除该方案。这样迂回反转的立法进程，表面上看是两党之争，实际上体现的是由两党之争演化而来的否决政治。
选举民主之所以演化为否决政治，就在于它在设计的时候过分强调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实际运转起来后，很容易把已有的社会矛盾上升为组织化的冲突，由此扩大社会分歧直至撕裂社会，造成党派间“为了反对而反对”，使国家治理陷于瘫痪。以2020年美国大选为例，特朗普为了谋求连任，一直在淡化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目的是安抚公众、稳定市场、保住他的“经济牌”；在野的民主党人为了夺回总统宝座，批评特朗普政府是“用美国人的生命发展经济”，指责其防控不力、领导无能。两党分歧使疫情防控陷入政治化内耗，结果就是疫情传播的速度更快、美国感染和死亡的人数更多。这不仅使美国陷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也让世人进一步看清了西方民主治理的困境。
泛化了的动荡民主
任何民主都产生在一定的文化土壤之上。在不同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不同，民主也应该有不同的形式。但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总是标榜自己的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热衷于把它输出到别国，在全世界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渗透和政治颠覆。
西方民主输入到非西方国家后，成效如何？先看原苏联东欧地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导致曾经统一强大的苏联在短短6年内土崩瓦解。此后，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还是迷信西方，结果陷入连续的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府院之争”竟然演化为“炮打白宫”。乌克兰原本是苏联最富裕的加盟共和国之一，独立后几乎做到了西方“民主化”的所有要求，但党派林立和政治纷争使国家陷入周期性的动荡和事实上的分裂。再看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下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美国把伊拉克打造成了“中东民主的典范”，但民众不但没有迎来民主，相反连和平与安定也失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持续升级的教派冲突和接连不断的汽车炸弹。此外还有因“阿拉伯之春”而陷入部落武装割据的利比亚、至今还在战乱中的叙利亚，等等。所以，西方民主泛化到非西方国家，结果就是衰退和动荡、战争和内乱，西方民主根本就不是“由人民来统治”的真正民主。
来源：《前线》杂志2022年第1期
作者：左鹏，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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