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妻子真砂的证词：
逃走的妻子真砂被人在尼姑庵中发现，在她口中，故事俨然变成了另一个版本：
当日，真砂被侮辱之后，心中满是惭愧和自责，但她救夫心切，跑去为丈夫松绑，却看到了丈夫冷漠的眼神，尽是鄙夷与憎恶 。真砂读懂了丈夫的眼神，羞愧令她备受煎，她祈求丈夫*了自己，可是武士仍然是一语不发，最后她悲痛万分误*了丈夫后晕厥了过去。
等到再度清醒时，本想随他而去，却奈何自己连自*的力气都没有。
3、死去的武士的证词（借由女巫之口）：
因为前两位当事人说辞的矛盾，官府不得不另想办法，找来了女巫摆下祭坛，召唤武士的灵魂，诉说真相。本想着可以真相大白，却没想到他的说辞却让这个案件更加迷离。
武士回忆当天的情景：
强盗当着自己的面侮辱了妻子，之后更是百般唆使妻子跟他走，而真砂竟然被强盗打动，甚至不念旧情，要求强盗*了自己；武士大受打击，完全没想到妻子的无情，而一旁的强盗也被真砂的狠毒震惊，一把将其推倒在地。
强盗的举动让武士原谅了他，心里只剩下对真砂的愤恨，但真砂早已趁机逃走了。
强盗为武士松了绑之后也离开了，只剩下生无可恋的武士，用短刀自尽身亡。
竹林里的一桩命案，三位当事人口中竟然有三个截然不同的版本，而故事远没有这么简单，镜头回到罗生门下三个避雨的人之中，借由他们的讨论，我们在樵夫的口中得知了第四种说辞：
4:樵夫的证词：
原来当日事发之时，除了三个当事人之外，还有一个一直隐于暗处的旁观者——樵夫。
躲在角落里的他，看到了强盗在实施完侮辱暴行之后，哀求真砂随自己走，并发誓会尽力养活真砂；真砂却跑去为武士解了绑，并要求两人决斗，谁赢了自己就跟谁。
武士根本不愿动手，甚至对真砂恶言相向：称其被侮辱之后就该自*；武士的说法刺激了强盗，他也放弃了转身欲走。同时被两个男人抛弃的真砂彻底怒了，对着两人破口大骂，挑拨着两人开始决斗。
随后，他们都拿起来武器，却完全没有强者风范，而是颇为可笑的、毫无章法的胡乱扭打在一起。最后武士被强盗用长剑刺死，真砂慌乱逃走，强盗也跌跌撞撞离去······
至此，竹林里的这一宗谋*案在各个角色的证词之中构建起来，每个人的证词都具说服力，但又相互矛盾，使得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一桩命案，四种说辞，谎言的表象之下，全部真相隐于竹林之中，如同其中斑驳的光影，每个故事仿佛泛着光晕，让人看不清摸不透，似乎处处是烈日的照射，又似乎处处都是令人无法看清的阴影。
二：谎言的幕后：失去重量的真相背后，直指人性的虚伪与自利史铁生曾说：
历史在发生时未被发现，在被发现时已被*。
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的真实可以被叙述完美还原，因为不管怎样叙述，它终究是带有个人色彩的产物！
《罗生门》中的这场命案，真相只有一个，三位当事人却各执一词，背后的真相令人捉摸不透。
而影片中的樵夫作为目睹案件过程且无利益关系的第三者，按说他的证词应该是最客观的，但是最后，还是被同在避雨的仆役揭露：
他为了个人利益，怕受牵连，也在公堂之上说了谎，事实上，他偷偷拿走了命案现场的一把价值不菲的短刀。
至此，人性彻底崩塌，故事中的四人都说了谎，所谓的真相已然失真。
直到最后，武士是如何死的，影片都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但这已不再重要，作品的重点不在探查事件的真相，而是展现谎言迷雾背后所掩盖的人性弱点。
当事三人明知*人是重罪为何争相承认？武士已经命丧黄泉，为何不为自己讨回公道而是说谎自*？矛盾的背后，是虚伪脆弱的人性。
1：自利心：
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在其《论人性》中指出：
支配人的生活的是意志、情感（或激情）而非理性，道德和政治的基础是“自利心”。
《罗生门》中人物谎言背后的指使者之一便是“自利心”，这场命案，每个人都被困在舆论与道德的困境之中，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的编造出一套最有利于自己的说辞，以摆脱负面的情势与印象，趋利避害的本性展露无疑。
2：虚荣心
虚荣心，也可称之为“美誉感”，这是致使他们说谎的根源之一。
美国作家鲁思·本尼迪克最初奉美国政府之令，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编撰出版了小说《菊与刀》，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目。
在《菊与刀》“洗刷污名”这一节中，本尼迪克这样分析日本人：
“在日本，持之以恒的目标是荣誉”
“清除自己美誉上的污点是一种美德”
“为了荣誉，一个人会献出财产、家庭和生命”······
日本的耻感文化中没有个人忏悔的元素，长久以来整个民族对于荣誉的重视及渗透在生活中的武士道文化，使得他们过分依赖于他人的目光而非本人的意愿，甚至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消除耻辱，维护自己的名誉，使自己能够得到道德上的拯救。
多襄丸，作为一个强盗，一直为人所轻视、愤恨、不齿，所以他宁愿背负*人的罪名，也要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为了“真爱”而公平决斗，敢做敢当的真汉子，树立勇猛威武、光明磊落的正面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