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焦点面对面)美“涉藏法案”无权干涉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
中新社北京1月14日电 题：美“涉藏法案”无权干涉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专访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朱维群
中新社记者 路梅
日前，美国通过的2021财年综合拨款法案等一揽子法案中，包含了一项长达20页的《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美国再次打“西藏牌”用意何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是怎样的？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进行权威解读。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根据您长期工作经验来观察，这项法案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朱维群：所谓的《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完全违背国际法和国际通行的行为准则以及爱好和平的人们所公认的原则，竭尽一切力量支持达赖集团分裂中国的图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法案。
该法案继承了2002年小布什总统签署的第一个涉藏法案，仅做了一些“修改和重新授权”，可见美国支持达赖集团分裂中国、搞乱中国的图谋一以贯之，没有任何改变。
美国在此时出台该法案，最大的背景就是其图谋称霸世界的野心。要实现“美国优先”，就要树一个“敌人”，这就是中国。西藏被美国视为中国的“软肋”，所以若干年来美国一直把搞乱西藏、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视为他们对付一个崛起发展中的中国的重要抓手。
有一些新的具体情况，也促使这个法案加紧炮制。背景之一是达赖喇嘛年事已高。如何在达赖之后，保持这个分裂主义集团不至于溃散，继续与中国为敌，对于美国的当政者来说，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背景之二，2021年达赖集团伪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要换届。达赖集团现在内部混乱，如何能保持不散摊子、继续运作，对美国来说也是带有紧迫性的问题。
背景之三，美国马上要进入新的财年，要利用达赖集团，首先要从财政上保证它能够生存，必须赶在这个节骨眼上完成拨款程序。
这个法案从头看下来，任何公正的人都会从中嗅到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就是一种强烈的反华仇华情绪。它制定的措施清楚表明，下一步美国将继续支持达赖集团，在西藏给中国制造麻烦。对付达赖集团下一步的分裂主义活动，包括他们分裂主义思想的传播、扰乱社会稳定的各种破坏活动，以及在达赖转世问题上制造冲突和难题，形势都会有一定的严峻性。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资料图：布达拉宫。中新社记者 何蓬磊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西藏的事务，为何会出现在美国的法案中？这份法案的重点内容是什么？其目的何在？
朱维群：西藏的事情是中国的事情。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包括达赖转世事务在内，都属于中国内政，不容外国人置喙。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下那么大功夫，投入那么多资金搞长臂管辖、长臂制裁，实在是没有道理可言、非常不体面的事情。
这个法案炮制了很长时间，特别是过去一年，紧锣密鼓反复修改，可以看出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对这个法案下了苦功夫。其内容非常庞杂，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宣传、散布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意愿在挑选、教育和尊奉未来第十五世达赖方面应发挥关键作用。企图把达赖转世说成只能由达赖喇嘛自己决定，目的就是企图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继续由他那个境外小集团控制达赖喇嘛这个名号，为他们的分裂主义服务。
第二是支持所谓“藏人行政中央”继续存在下去，成为境外流亡藏人的“共主”，把各种分裂主义势力统一到旗下。这个目的在这次方案中表现得很露骨。
第三是企图压迫、忽悠中国政府同意所谓“藏人行政中央”作为一方，参加过去中国中央政府派人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举行的接触商谈，成为接谈的一个方面。如果这条能够实现，就等于接触商谈的性质改变了，所谓的接触商谈就会成为达赖集团分裂中国、搞乱中国、搞乱民众思想的一个途径。
第四是强化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作用，要求他能够直接干预中国内政。这个“协调员”我们根本不承认、不理睬他，根本就不可能让他发挥什么作用。
第五是顽固坚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美国在拉萨设领事馆之前，不允许中国政府在美国任何地方再设新的领事馆。
本来，发展中美关系，互设领事馆是很正常的事情。设置领事馆和达赖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联系起来。美国政府现在为了对我们施加压力、把它的影响力渗透到西藏，想出这个办法，实际上就是图谋在拉萨安置一个支持达赖搞分裂主义活动的据点。
第六是对我们涉藏工作的官员和党员进行制裁和限制。
以上是法案当中美国特别关注的。但是，想把这些强加在中国头上，最后必然以失败告终，将来也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达赖世系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达赖转世与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朱维群：决定达赖世系的存续和转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更不是历世达赖个人的权力，而是涉及到西藏地方归属的重大政治问题。对达赖世系的存续和转世事务进行管理，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主权的重要体现。
在历史上，达赖称号最初是由蒙古部落世俗权力授予的。清朝顺治皇帝时，确认了第五世达赖并给予封号，从此确立了达赖喇嘛世系的地位和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达赖世系的传承、权力、地位都是由中国中央政府授予的。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谁担任了达赖喇嘛，实际上就掌握了地方最高的管理权。这是非同寻常的、涉及到国家安危和统一的权力。因此历代中国中央政府对于达赖喇嘛的确立和他的行为管理很严格。无论是从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还是从国家对西藏地方拥有主权来说，中国历代的中央政府在这件事上都是不含糊的，也容不得含糊。
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乾隆皇帝打退外敌入侵后，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中国中央政府明确规定了达赖、班禅大活佛的转世规范，特别是颁布了金瓶掣签制度。这就把宗教仪轨和政治上的历史定制很好地结合起来。
自“善后章程”发布之后，在活佛转世事务(上)，尤其是达赖和班禅这样的大活佛转世，中央的最高权力充分地体现出来，藏传佛教的传承和它的活动，纳入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