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战友和多年的合作伙伴，《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非常看重与刘德彬的友情，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时是这样，在重庆解放后筹备烈士追悼会和编《特刊》时是这样，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联手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是这样，在1956年他们在南温泉写作时更是这样。然而没想到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差点毁了他们的一世情谊。作为《红岩》一书的责任编辑，我见证了这一切，也深为后来发生的诉讼感到遗憾。
刘德彬没有参加小说《红岩》的创作
1958年10月，经过严格的政审，重庆市委批准了罗广斌、杨益言二人参加小说《红岩》的创作。遗憾的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刘德彬因受到错误处分，被下放劳动，失去了参加小说《红岩》创作的机会。之前，他们三人曾经商定过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计划，并有意一起创作《红岩》。
对于刘德彬的缺席，罗、杨二人一直心有不甘。1959年小说《红岩》初稿写出后，在排印“征求意见本”时，他俩玩了个小技巧，在扉页的三点说明文字中，印上了“本书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同志合写的”一行大字。二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把生米煮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以得到市委的默认，将刘德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但他们不仅没有如愿以偿，反而因此受到重庆市委组织部雷雨田副部长的严厉批评：“市委没有让刘德彬出来，你们什么时候叫他出来了?他在长寿湖农场瓦银坳生产队劳动，那里距离重庆市一百几十公里，怎能回来写小说?”并严厉地警告他们“此事到此为止，以后不许再提了”。
虽然受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但罗广斌、杨益言心里还是放不下刘德彬。当时刘已从长寿湖农场瓦银坳生产队调出来，派到了钢铁厂蹲点，但生活处境依然艰难，加之刘德彬在当年突围越狱时受过枪伤，后来又患高血压，罗、杨发自内心地想把老战友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与他俩组成一个创作小组。
1962年4月，市委组织部决定调罗广斌和杨益言入市文联，专业从事文学创作。5月他们即进入文联。这时，他俩又一次联名向重庆市委组织部提出建议，把刘德彬调进市文联，和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创作小组，完成《红岩》前续等一系列作品的创作任务。为此，他们在京渝两地奔走游说。《红岩》前续计划从“一二·九”前后北方局领导下的北平监狱内的一批共产党员的狱中斗争写起，一直写到抗日战争胜利。他们就这个创作计划曾征求过胡耀邦、林默涵、夏衍、袁水拍、曹禺、邵荃麟等同志的意见，大家都非常支持，鼓励他们上马。随后，罗广斌、杨益言两人又在周扬、沙汀、肖泽宽等同志面前为刘德彬说好话。经过他俩的努力，1962年10月，刘德彬被调进重庆市文联，成了一名专业作家，还被选为四川省和重庆市文联委员。在刘德彬加入罗、杨的创作小组后，他们三个人分别都给我来过信。罗广斌写信时，署名的排列顺序是：德彬、益言、广斌；杨益言写信时，署名的排列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刘德彬写信时，署名的排列是：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由此可见当时他们三人关系之和谐。
杨益言执笔的《大后方》创作过程
“文革”中，杨益言、罗广斌两人也受到了冲击。“文革”后期，杨益言获得自由，此时，罗广斌已经去世。杨益言希望刘德彬快点“解放”，恢复“文革”前的创作状态，完成老罗在世时三人商定的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但上级对刘德彬的结论迟迟未下，杨益言有些焦躁，他的这种情绪早在1976年11月27日给我的信中就流露出来：“老刘的问题，前几年提出的无非是两条：一是在重庆‘11·27’大屠*中，怀疑他为什么只受了伤，而没牺牲；二是据说有一个特务，曾听说刘是承认了身份的。第一条早已不讲了，第二条根本无此事。听特务说这种事，算什么问题?我曾坦率地问宣传部主管这个工作的同志，我说只要支部写个报告，给宣传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也问支部*，他也说是这样。但一年、两年过去了，这个报告总写不出来。这两年党内开会通知我参加，也通知老刘参加，但有时候也闹点别扭，说老刘还缺少正式批准手续，某个会不能参加。只能说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情况吧。”
粉碎“四人帮”后，杨益言已经五十一岁了，当时他只想尽快地拿起笔来，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于是他把刘德彬以及自己的哥哥、刚刚回到重庆日报社做副刊编辑的杨本泉约到一起。杨益言望着刘德彬，不无凄凉地说：“老刘，现在只剩下咱们两人了，还是干吧!”刘德彬点点头。“文革”前他们为准备写《红岩》前续搜集的大量资料，全部在“文革”初期被抄走了，至今连一张纸也没有归还，继续写狱中斗争生活有很大困难。于是他们想换个角度写，这样可能上手快一些。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三个人商量后，决定写一部以反映我党抗日战争初期在大后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书名就叫《大后方》。
1977年11月8日，杨益言怀着喜悦的心情来信告诉我：“老刘的结论很可能较快得到解决，有关领导同志表示，明年1月以后，就可以让老刘和我一起出去补充收集材料，过去被抄走的资料也将由组织出面去清理，尽可能地找回。”为写《大后方》，杨益言计划与刘德彬一起到北京采访、收集材料。但老刘能否被批准成行，他一直比较担心，此时终于有了放行的预兆，他有说不出的高兴。杨益言在信中还让我以我所在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名义，给市委写了封公函，明确邀请杨、刘到北京研究创作反映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后方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减少刘德彬出来工作的阻力。
工作中的杨益言
1978年5月，杨益言和刘德彬终于得以成行，来到北京，开始为《大后方》一书的写作收集材料、采访。他们在京工作了两个月，11月又去云南，收集这一时期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资料。尽管两人四处奔波，忘我工作，但直到1979年2月，刘德彬的问题仍没有解决。而为《红岩》前续写作而收集的几百万字的资料，在1966年被抄去后也未发还，更无人对此作任何交代。
到了1979年4月27日，杨益言给我的来信就不同了，透着松一口气的心情：“等了几个月，只有一点变化，老刘的结论总算签了字，过了‘五一’，我和老刘准备按原计划去成都继续收集材料。”1981年1月26日，他回信告诉我：“跟老刘讨论了一下，大致设想如下，争取今年3月前，把草稿拉出来，然后放几个月，一边继续搞材料，一边考虑《大后方》初稿的修改。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或10月前后，把初稿交给你们研究。今年是建党六十周年，也算是一点心意吧!”
不过，《大后方》最终还是由杨益言一个人执笔完成的。对此，杨益言十分理解，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老刘近年来身体、精力一直欠佳。老是生病，可以工作的年月浪费过去了，需要工作的时候，却力不从心了，实在可惜。”
虽然刘德彬没有动笔，但杨益言在写作的过程中，事无大小都主动同刘德彬商量。我的手头有几封信可以证明这一点。1982年5月30日，杨益言把《大后方》最后一稿写出来后，在给我的信里写道：“这次修改，重写了十章，另外部分地改了一些。前半部分的改动，都是讨论过的，后半部分的改动，比讨论的时候还要大了点。老刘昨夜去工厂作报告回来，我把改动的情况给他讲了，他表示完全同意。”1982年9月19日，他又在信中写道：“鉴于在渝杂事太多，老刘也赞成我来北京改稿，他已将他的想法写在一本‘征求意见稿’上（已交我），他就不准备来了。”
在杨益言写《大后方》的过程中，杨本泉向他提出建议：“刘德彬调到市文联二十年了，还没有出过作品。现在你写《大后方》，虽然他没有写，你还是要把他的名字署上去。”在《大后方》即将出版的时候，有记者专门就这本书的写作采访杨益言，杨益言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本书是我和刘德彬合著的，正如大家知道的《红岩》这部小说是我和罗广斌同志合著的一样。（见《花溪》1984年第三期：《他在用心声说话——访作家杨益言》，作者注）
1983年，杨益言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多封来信中，谈到《大后方》的封面设计时，一再明确署名是杨益言、刘德彬。1984年初，《大后方》正式出版。此时，杨益言、刘德彬二人的心情都无比舒畅，关系也很亲密。
一场不该打的官司
然而数年之后，一场因《红岩》署名引发的官司却在杨益言和刘德彬之间爆发，让他们的友谊蒙上了一层乌云。
1992年11月，刘德彬写信向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正式提出“《红岩》作者应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署名要求，希望得到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的支持。1993年10月，刘德彬正式向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杨益言，认定《红岩》著作权应共同享有，他提出：一、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红岩》小说著作权的侵害；二、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三、赔偿经济损失十五万元。
当我看到这些材料时，感到非常困惑，刘德彬不是原创作者，怎么能够共享小说《红岩》的著作权呢?十五万元的经济赔偿更是毫无依据。从1978年《红岩》解禁、再版，到1993年的10月刘德彬起诉杨益言，这十五年支付给罗、杨二人的全部稿费也不过几万元，十五万元从何谈起呢?
围绕江姐的人物塑造是《红岩》署名之争的焦点。刘德彬是不是“第一个”写江竹筠烈士事迹的人呢?据我了解，“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写江竹筠烈士事迹的是罗广斌，时间是1949年12月，作品题为《江竹筠烈士小传》，刊登在《特刊》上；第二个写江竹筠烈士的还是罗广斌，时间是1950年5月，作品题为《我们的丹娘江竹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第三个写江竹筠烈士的是杨益言，即1951年6月发表在重庆《大众文艺》上的《圣洁的血花》，由杨本泉加工润色后署上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名字，也是三人第一次联名发表作品；第四个写江竹筠烈士的才是刘德彬，即1956年10月，在杨本泉的指导下写成《江竹筠》，全文四千字，先在《重庆日报》上以刘、罗、杨联名发表，后以《江姐在狱中》为题被《中国青年报》转载；第五个写江竹筠烈士的是杨益言，作品即发行三百多万册的单行本小说《在烈火中永生》，有关江竹筠的部分近一万字，由杨益言写，罗广斌修改。定稿后，杨署上罗、刘、杨三人的名字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六个是罗广斌、杨益言完成的，就是以江竹筠烈士为原型，在《红岩》小说中塑造的江雪琴的艺术形象，主要是罗广斌写的。在小说的创作中，罗、杨在江雪琴身上下的功夫最大，用在江雪琴身上的篇幅最长，有五章之多，使用的文字也最多，有五万四千多字，占《红岩》全书的八分之一。
杨益言（左一）、罗广斌（中）、刘德彬（右二）与朋友合影
无奈，杨益言走上法庭，不情愿地和自己多年的战友、创作伙伴打了一场十分痛苦的官司。
在杨益言看来，当年组织领导《红岩》创作的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泽宽健在；记录《红岩》写作和出版历程的全部信件，完完整整地保存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档案室里；参加《红岩》编辑的尚有多人健在，查清事实真相并不困难，应该可以很快做出正确的判决。
然而，杨益言和罗广斌当初的善意之举还是给自己埋下了一个隐患。当年那些看过“征求意见本”的人，或亲自写文，或接受媒体采访，或以“当事人”“知情者”的身份提供证言证词，证明刘德彬参加了《红岩》的写作，应该恢复他的署名。
作为《红岩》一书的责任编辑，我虽然为刘德彬没有参加小说《红岩》的创作感到惋惜，但又不能不面对这个事实。所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我提供证词时，我明确地写道：“在今天看来，刘德彬是应该参加小说《红岩》的创作，没让他参加，虽有当时的历史原因和历史背景，但这不是罗、杨二人能负责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罗、杨把刘德彬的名字印在‘征求意见本’上，就认定刘德彬参加了《红岩》的写作，认定‘征求意见本’就是他们三人合写的这个有违历史事实的判断。”
关于这个事实，刘德彬本人也曾明确表示没有参加1959年2月开始的小说《红岩》的创作。比如1984年8月19日，《中国青年报》副刊上刊出了一篇《不署名的〈红岩〉作者》的短文，称“《红岩》作者除罗广斌、杨益言外，还有一个人，就是重庆市文联六十二岁的老作家刘德彬”，“在《红岩》前三稿写作过程中，刘德彬一直分工负责写作江雪琴这个人物，因为四、五两稿没有直接参加写作，小说出版时也没有署他的名字”。二十天后，即1984年9月9日，《中国青年报》副刊上就刊出了刘德彬写的《我的几点更正》一文，报社的编者还在文前加了按语：“经了解，我报发表的《不署名的〈红岩〉作者》一文，与事实有出入。现刊刘德彬同志的来信，作为更正。”刘德彬在“更正”中写道：“小说《红岩》的创作是1959年才正式开始的，我由于在市工会工作期间犯了工团主义和严重右倾的错误，受留党察看处分（现已平反），在长寿湖农场劳动，因而组织上只同意罗广斌、杨益言脱产专门从事《红岩》小说的创作，而我未参加。”该文还说：“我在《红岩》前三稿写作过程中，一直分工负责写江雪琴这个人物，这与事实不符的，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小说《红岩》不署我的名字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符合实际的。”1990年10月，为纪念罗广斌逝世二十三周年，由刘德彬主编的《〈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一书收入的十七篇文章中，有七八篇提到小说《红岩》是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提出选题，1959年罗、杨二人开始着手创作的。刘德彬是主编，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他审阅，他同意方能编入书中。
对于这场官司，我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刘德彬为什么要走上法庭，打这场署名官司。
2009年春节，我给杨本泉电话拜年时，向他说出了自己的困惑。本泉说：“刘德彬是个老实人，他与杨益言相识、相交四十年，不说他俩是狱中的战友、写作上的伙伴，就他俩私人关系来说，一直是和好和睦的，友情是很深的。对于发生在他俩之间这场官司，有复杂的原因，错误的诱导。就刘德彬这个老实人来说，我以为他是受了蒙蔽。他登上了原告席，后来后悔又无法解脱，只好采取回避态度。有两点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第一，他一直坚持1959年开始的小说《红岩》创作，他没有参加；他参加的是1956年由我主持的，在南温泉招待所罗、刘、杨三人参加的、真名真姓真人真事的纪实文学散篇《锢禁的世界》的写作。就是1992年11月，刘德彬写信向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正式提出《红岩》作者应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署名要求，希望得到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的支持。他在信中也明确表示，他被剥夺了1959年开始的小说《红岩》的创作权。第二，从1993年10月刘德彬正式向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杨益言后，每次开庭我都到场，刘德彬是原告，按理说他应该到场，但我从没有见他出过庭，一次也没有，都由他的律师代表他出庭。其中固然有身体的原因，但不能排除，他是很不愿意与昔日的好友对簿公堂，彻底撕破脸皮的。在这场官司中，刘德彬的心情也不会轻松，甚至精神负担会越来越重。后来的事实证明，刘、杨之间这场官司有很大的缓冲余地和化解的可能，可就是在周边不断升温的炒作下，悲剧还是发生发展了下去。”杨益言的小女儿杨小谊也曾对我说：“刘伯伯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他对我们姐妹一直很好，就是在他和爸爸打官司当中，每次见到我们，也总是带着微笑。他对我们姐妹这种亲切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
1995年6月11日，《中国青年报》以《〈红岩〉作者有几人》为题，报道了5月18日、19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公开审理的实况：七十四岁的原告刘德彬请假未到庭，在杨益言的答辩中，详细叙述了他与刘德彬几十年的合作，刘德彬一直承认没有参加小说《红岩》的创作，不是《红岩》作者是理所当然的，直到1991年他受到某些人的蛊惑，才推翻自己的声明，进而起诉……最后杨益言要求法院依法查实审理，并未对刘进行任何指责和情绪发泄。
1999年9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民事判决书，认定《红岩》一书是1958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朱语今和编辑王维玲到重庆向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约的稿；后因原告刘德彬当时受到了错误处理，有关部门只同意罗广斌、杨益言继续创作；此后罗广斌、杨益言二人于1959年2月至1961年12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室的具体指导下，四易其稿，创作出四十一万一千字的《红岩》小说。“小说《红岩》是在《锢禁的世界》的基础上，经罗广斌、杨益言再创作完成的，故罗广斌、杨益言依法为《红岩》一书的作者。由于《红岩》是已经不同于《锢禁的世界》的新作品，刘德彬事实上未参加《红岩》一书的创作，故刘不能成为《红岩》一书的作者。”
2001年11月6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出具的民事调解书中，除了重申维持当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第一条，即《红岩》小说由罗广斌、杨益言享有著作权，原告刘德彬不享有著作权外，还写了这样两段重要的文字：“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均系被国民党囚禁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三人在狱中参加了一系列的斗争，解放初一起参加烈士追悼会，收集整理有关烈士资料，共同为追悼会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撰写稿件。50年代三人多次向群众宣传、演讲革命烈士在狱中的斗争事迹。1956年10月三人获市委组织部准假，在南温泉撰写集中营斗争纪实的素材片段、散篇稿共四十余万字，并由指导老师杨本泉暂定名为《锢禁的世界》，以三人的名义在报上发表过几篇，这些历程中三人所形成的战斗情谊值得珍惜……对进行《红岩》创作，及后来三人写其他作品，无疑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法院调解，杨益言念及多年战友的情谊，一道宣传收集材料，刘德彬备受辛劳，同意给予刘德彬一万元人民币，调解书生效后结付。”
刘德彬本来体质就弱，血压又高，身上还有“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大屠*时留下的枪伤，晚年患上脑血栓、癌症，经过这场耗神耗力的官司，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病重入院。刘德彬住院期间，有人建议杨益言在经济上给予刘一些贴补。杨益言心中很矛盾，心情也很沉重，他十分痛苦地对我说：“作为原告和被告的关系，我不能考虑；作为同志和战友，没说的，那是应该有的情谊!”这场不该打的官司，令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01年6月8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民事调解书之前，刘德彬因病去世。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出具的调解书，不仅再一次明确了《红岩》著作权的归属，而且把1956年三人写的纪实素材、散篇《锢禁的世界》与1959年罗、杨二人写的长篇小说《红岩》的关系澄清了。杨益言在调解书上签名后，真诚地表示：“我被这场纠纷缠身长达十年之久，本人的创作、身心健康遭到了严重的伤害，理应对其非法行为反诉索赔，但念及当年渣滓洞同狱战友情谊和加强社会稳定团结的大局需要，尊重法院，我接受法院调解书，并同意自愿给予刘一万元，以表示对当年战友的悼念之情。”
杨益言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与罗广斌一起创作了《红岩》。尽管刘德彬与杨益言打了这场耗时十年的官司，但他们终究还是战友，这种情谊是永恒的。
2005年，杨益言突发脑梗死，在经历了长达十二年的顽强抗争和治疗后，于2017年5月19日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