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桃疆
一个名叫薇妮斯妮·马丁的美国人类学研究生随丈夫搬入上东区之后，用人类学家审视灵长类动物的方式审视自己周围的女邻居。一次在街上被一个挎着爱马仕铂金包的女士撞到后，她写道：“我无力改变上东区莱辛顿大道以西的贱人妈妈团，也不能用揍她们的方式解决，而且我也绝对不想加入她们……没错，那些每天推我、挤我、当我不存在、觉得我一点都不重要的傲慢女人，她们令我想拥有一个昂贵的漂亮皮包……一个超棒的包是刀剑与盾牌，我要买一个她们没有的东西，她们想要的东西，或是她们有但见不得别人有的东西……”这份灵长类社群比照研究型人类观察报告为马丁女士赚到了一个博士学位，并印成《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一书出版。
在热播剧《三十而已》中，演员童瑶饰演的烟花厂长家的全职太太顾佳，重演了这位人类学女博士的故事。在面对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好友时，顾佳毫不犹豫地展示了自己对于权力和潜规则的不屑，然而紧接着就为了打入阔太太的圈子托朋友介绍能买到爱马仕铂金包的门路，全然忘记之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发言。可见，人类学女博士需要铂金包作为刀剑和盾牌，顾佳需要铂金包作为她融入阔太太群体的敲门砖。
《三十而已》童瑶饰顾佳
尽管都是一面瞧不起其他铂金包的持有者，一面想方设法融进去，二者最终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人类学女博士认为自己通过买包等一系列社交努力改变了自己和孩子们的命运，一如既往地视女邻居们为大猩猩同时口中念念有词“真香”；而顾佳在后续的剧情中离开了这个她处心积虑想要打入的群体，临别前厉声呵斥阔太太们“因为冠着夫姓而存活，活在丈夫的价值半径里，再刨一份优越感，聚在一起炫耀比较，真的是越光鲜越可悲。”此举顺利完成了新时代国产剧对独立女性“硬气”形象的塑造，全然没有考虑“吾独爱莲”发言、钻营行为及其失败结果究竟为告别阔太太演说提供了几分理与义的支撑。
在现代都市题材都在靠喊口号塑造“独立女性”形象的当下，这种人物行为逻辑充满矛盾的叙事并不罕见，一点都不影响顾佳这个角色成为整部电视剧里标签最多、话题性最强、人气最高的角色——展现女性母职时，她为了孩子和其他女性动武，成了“中国版致命女人”；表现妻职时，她打着公司利益的旗帜辞退了疑似勾搭自己丈夫的年轻女员工，成了排除“绿茶婊”的“人间过绿器”；为了成全“独立女性”的形象，顾佳的饰演者和电视剧的宣传方更是异口同声高喊“全职太太也是独立女性”，全然不顾电视剧在阶级视角下讨论性别问题的扭曲逻辑。
《三十而已》微博宣传页面
“全职”烟幕弹：被家庭束缚的日本主妇
“全职太太”是个相当具有迷惑性的称呼，“全职”给人以职业感，“太太”又好似摆脱了繁杂且永无尽头的家务劳动，它的同义词还有“专职主妇”，翻译成英语都是house wife，但这个词组此前还有更广为熟知的翻译方式：“家庭主妇”和“家庭妇女”。
“家庭主妇”是工业化的结果，在英国出现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之后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在日本则出现于明治维新以后。一战结束后日本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工薪家庭形成新的男主外、女主内固定分工模式，工薪阶层中留守家庭负责家务劳动和育儿的妻子角色逐渐被固定为持家记账、安排一家人生活的“主妇”，以取代明治之前只知道埋头苦干、对丈夫百依百顺的贤妻良母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本出现“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思潮，即绝大多数人本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与之相对应的是无业在家的妻子角色“主妇化”，战后初期的1955年，日本家庭中74.9%存在家庭主妇。这一数字随着日本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女权运动的展开而逐渐有所回落，随着生育率逐渐降低、双职工家庭逐渐增多，存在家庭主妇的日本家庭到千禧年初占比49.3%，以微弱的差距输给了双职工家庭。
从明治末期到平成初年的漫长期间，政府政策对造就家庭主妇群体“功不可没”。在日本经济泡沫时期结束后，日本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削减开支，倾向于进行非正规雇佣，企业无需为非正式员工缴纳培训费、退休金和保险金等费用，在日本男女同工不同酬和随工龄上调工资的年功制下，基本完成育儿工作的家庭主妇成为许多企业青睐的劳动力。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许多家庭主妇的工作能力并不输于正规职工，企业向女性员工支付的薪酬较低，且家庭主妇大多工龄较短，在年功制范畴内也无法获得较高报酬，可随意辞退，因而大受欢迎。非正规就业的家庭主妇在七十年代后期被称为“兼职家庭主妇”与绝对不工作的“全职主妇”区分开来。
从表面上看，兼职家庭主妇是日本社会男女双向选择的结果，男性希望妻子在家持家之余能赚钱补贴家用，女性想要完成传统的妻子、母亲性别角色之外自我实现，兼职家庭主妇似乎是一种折中的理想选择。但实际上，这种选择是政策导向的结果，家庭主妇被束缚住手脚，无法脱离丈夫独立于社会生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老牌妇女杂志《主妇之友》。
日本税收有配偶特别扣除制度，但如果丈夫有正规工作，而妻子年收入超过103万日元，家庭将不能享受税收优惠，丈夫工资里包含的配偶补贴也会被取消，结果使家庭总收入不增反减。这种税收制度本意保护没有经济收入的家庭主妇，通过为丈夫提供福利增强男性维护家庭的意愿，但实际效果上却限制主妇在社会上获得经济独立的可能。1985年，日本修订《国民年金法》将企业职工、公务员等强制薪制人员的配偶作为第三号被保险人加入国民年金，这一制度考虑到家庭主妇没有工作，且需要承担育儿、看护老人的家庭劳动，缺乏缴纳养老金的能力，纳入年金保险后的家庭妇女每周非正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正规就业者的四分之三且年收入不能超过130万日元，在此范围内不必缴纳社会保险就能自动获得年金。换言之如果家庭主妇兼职收入超过规定数额，她首先将面临来自家庭的惩罚。日本社会保障政策以家庭为单位，且社会企业倾向于非正式雇佣的前提下，家庭主妇想要摆脱主妇身份离婚，大概率会陷入贫穷。然而即便是在种种政策将女性与家庭牢牢绑定的状态下，201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日本超过十分之一的家庭主妇仍旧处于贫穷的状态中。尽管没有确切数据表明，不进入家庭关系的单身女性或双职工家庭的女性较家庭主妇更大概率免于贫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日本政策的安排下，日本家庭主妇无论是否存在收入来源，都必须依靠来自丈夫的支持，无法独立于男人，也无法自立于社会。
家庭主妇在中国：“憧憬”还是“敌人”？
将视线转回国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能顶半边天”，社会鼓励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建设劳动，并将“家庭妇女”和好吃懒做相提并论，宣传“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家里吃闲饭”。这种舆论语境全然否定了家务劳动、看护老人、育儿工作应有的社会价值，但也从一方面说明新中国性别观念认为女性应该走出家门、走进社会，妇女顶起的“天”不在小家，而在大家。在日本家庭主妇占比回落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女性主妇化逐渐抬头。这无疑与中国的城镇化建设、经济发展程度相关，市场经济的自由空气逐渐将个体从集体的约束下解放出来，提供给人以更多的选择，这其中也包括女性回归家庭。与日本不同，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并不以夫妇家庭为单位，政策既不为无业在家的家庭妇女提供养老保障，丈夫也不会通过妻子无业直接受益，政策本身是鼓励女性自谋职业独立生存而不依附男性的，尽管中国女性主妇化也出现在城镇化进程中，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家庭主妇更多的是市场经济效率原则和传统性别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
女性选择告别社会走进家庭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经济因素，二是性别观念。一部分女性从事以女性为主体的职业，这类职业大多缺乏成长和升职空间，就业前景有限，收入一般甚至较低，放弃了也不可惜，一旦辞职成为家庭妇女能够顺利促成婚姻，通过嫁人获得更可靠的经济来源，这部分女性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成为“家庭主妇”；一部分女性社会收入与男性旗鼓相当，在子女教育、老人赡养方面缺乏充分的社会支持时，往往或明或暗地受迫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场域划分，选择回家相夫教子；也存在一部分女性在对比配偶更具有经济优势的条件下选择成为“家庭妇女”，通过支持丈夫、养育子女来完成自我实现。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中国家庭妇女都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和社会身份，在家务劳动价值缺乏制度性认可、家庭妇女缺乏社会性保障的大环境下，家庭妇女无法通过被冠以“全职太太”的名号，以偷换概念的方式加入“独立女性”行列。
作为电视剧《三十而已》中最受欢迎的角色，顾佳不需要自己承担家务和育儿工作，她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丈夫打理事业，家庭的部分被淡化，突出的是“贤内助”形象。与其说顾佳是当代都市最令人向往的独立女性，不如说她是封建王朝里深宫嫔妃、宅门主母或是民国大户太太，和许多宫斗剧、宅斗剧的设定相似，这些缺乏独立社会身份的女性完成着虚构世界中“通过征服男人征服世界”的征途，垂帘听政，在和其他女性的斗争中寻求存在感和优越感，全然回避性别问题，两性矛盾被转化成个别男性的行为瑕疵、思想问题，并通过这种对个体男性的批判进行自我满足，将自我纳入流行的“独立女性”概念中进行想象，完成自我麻痹的全过程。顾佳相比剧中其他两名女性的主要优势在于通过婚姻关系完成了阶级飞跃，而这恰恰是这个阶层逐渐趋于稳定的社会中最大的幻梦，“全职”不过是贴合“独立女性”的时髦标签打出的幌子，成为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富贵“太太”或许才是这个角色最具吸引力的点，剥下“全职太太”这个称呼虚伪的外衣，想必电视剧的宣传方和演员本人也无法理直气壮地喊出“家庭妇女”算“独立女性”的口号吧。
一部分女性主动或被动地投身到家庭妇女的行列中去，间接给留在职场中的女性施加了更多的压力。由于传统性别角色中对女性完成妻职和母职业的要求，无形中形成了对女性价值的评判标准，即嫁不出去、不生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失败的。如果职业女性想要完成传统性别角色构建，又将面对平衡家庭和事业的新困境——大众几乎从未在媒体采访中听到询问男性受访对象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问题，因为社会观念中默认男性不需要平衡，这是一个“女性问题”。由于男性被默认“一心扑在事业上”，市场在人力资源选择上也会对更高效地创造价值的男性有所倾斜，由于就业岗位有限，女性被排除在市场或升职空间之外，限制了女性就业的领域和职业前景，间接促进女性回家的观念倾向形成。回溯这个倾轧的过程，问题并不出在那些选择成为“家庭妇女”的女性身上，问题的根源仍然是守旧的性别观念，“家庭妇女”不是职业女性的敌人，也不是独立女性的敌人，一些家庭妇女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害者的身份，或许在自我麻醉、自我催眠中逐渐出现“斯德哥尔摩全职太太综合征”，指望着以主持家庭生活为丈夫提供增加收入的动力，且不说男性通常并不认为家庭负担是自己的份内责任，家庭负担的减轻和收入增加没有必然联系，但就家庭主妇而言，这种思维模式下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和精神依赖就决定了她们个人生活围绕家庭展开，以家庭成就取代个人成就，丧失自我，只以人妻人母的身份界定自我，在外界出现批判声时再以男权社会对女性性别角色要求反驳那些为了个人成就而抗争、拼搏的人，从而产生矛盾。但事实上，婚姻和家庭生活不应该成为割裂女性群体的壁垒，更不应该成为挑逗女性群体内部斗争的导火线。
值得警惕的是，在社会观念日趋保守的当下，大众文艺作品公然模糊阶层差异，强化阶层特权下的“爽”感，将金钱的光环偷换成角色的光环展示给大众供认憧憬膜拜，这样的做法十分可耻。如果是带着批判的视角展示角色，厂长太太顾佳的角色经历并不是不能成立，但眼下，剧方宣传给她贴上的太多标签都力求让她看上去“完美”。从预告中，观众知道她日后会离开她出轨的烟花厂长丈夫，眼下的完美人设也不能被解读成戏剧性转折的铺设，须知全职太太将来时的离婚只意味着独身，转折也不意味着角色现在时的“全职”可以碰瓷“独立”。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