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出去！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近日发表的这番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了网友的激烈争论。
在这段采访视频中，张桂梅回忆起一位领着孩子、带着老公、抱着一大堆钱来学校捐款的毕业生，当时自己因为不满她“全职太太”的身份，将她拒之门外。
张桂梅任教的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公办女子高中。为了改善女孩们的学习、生活条件，身为校长的她节衣缩食，每天生活费不超过3元，为孩子们先后捐出了40万元。办学十余年来，她将1804位女孩送出贫困山村、送进大学，学校连续11年高考综合上线率达到100%。
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
看到一手栽培、走出山村的学生在考上大学之后却放弃工作，张桂梅可惜、愤怒，更多的是担忧：“家庭那么困难，我们把你供到了现在，你反而当起了全职太太。时间一长你和他就没有共同语言了，你就被社会所淘汰了，他的事业你没办法帮忙，出主意的能力你也没有了，磨来磨去原来的水准都丢了。所以，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这样看来，张桂梅一声“滚出去”不近人情，但联系她的人生经历和事情的前因后果，不难理解她为何做出这样的举动。
但张桂梅对全职太太的极力反对，还是让一些身为家庭主妇的网友受到了冒犯，其中也透露出了一种典型的偏见与刻板印象，即认为全职太太就是寄生虫式的生活。实际上，全职太太也可以成为一份工作乃至一份事业，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张桂梅的言论抹煞了她们的付出与价值；另一方面，全职太太也未必是心甘情愿放弃事业、依赖丈夫，而是实在无法平衡工作与家庭后做出的无奈选择，这样严厉的指责对她们太不公平。
全职太太们的委屈可以理解，张桂梅的愤怒也有她的道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全职太太”我们还存在太多偏见。
撰文丨肖舒妍
问题一：女大学生当全职妈妈是浪费吗？
不是。
长期以来对于家务劳动最大的误解就是，这不能算是一份“工作”，至少不是一份有价值、有创造性的工作。对于家务劳动的忽视，也就带来了对于长期以来承担家务劳动的女性的忽视。
有关家务劳动的刻板印象，可以分为两个极端：要么是认为从事家务劳动是被奴役、被压迫、为他人奉献牺牲，要么就认为它轻松、自由、给家庭带来无尽的美好和创造。但事实上，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在走访了40位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家庭主妇后得出的结论是，家务劳动并不那么美好，也不那么残酷，除了得不到工资之外，它和其他正式工作没有区别，在任何社会学定义中，都完全称得上一份“工作”。当然，这份工作几乎完全属于女性，尤其是“全职太太”。
《看不见的女人》，[英] 安·奥克利著，汪丽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版。
虽然全职太太看起来工作时间自由、没有奖罚绩效，实际上却并不轻松。她们最讨厌的就是丈夫下班回到家中，鞋子一脱、提包一扔、瘫倒在沙发上，一边抱怨工作辛苦，一边羡慕太太：“你看看你，一整天什么都不用干，不过就是做做家务、带带孩子、逛逛街。”根据奥克利在《看不见的女人》一书中的统计，家庭主妇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为77小时，几乎是标准工作时间的两倍，也超过“996”的工作时长。最忙碌的家庭主妇一周工作时间更是达到了105小时。随着家中养育孩子数量的增加，她们的工作时间也随之增加。
在巨大的工作量之外，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也不容忽视。“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正是因为女性在家庭里扮演主妇角色，把家里经营得很妥当，男人们才能在外心无旁骛地打拼，实现自己的事业抱负。甚至可以说，让全世界震惊的日本的高效生产力，以及快速的经济成长，都是以女人们难以描述的空虚和寂寞为代价，才一步步实现的。”日本一位匿名专家曾向日本著名记者斋藤茂南这样分析。
《妻子们的思秋期》，[日]斋藤茂男著，高璐璐译，活字文化｜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版。
由于“全职太太”往往与“妻子”的身份绑定在一起，法律又保障了丈夫免费从妻子身上获得家务劳动的权利，因此她们的劳动便得不到任何金钱的回报或认可，也就因此被低估甚至被忽视。
一种质疑的声音是，“家务活儿，不是谁都能干吗？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吧。”但事实是，优秀的家政工人开价不菲甚至重金难求，对于育儿嫂的要求也日益增高，研究生毕业当月嫂的新闻接二连三，而全职太太提供的“价值”又远超家政工人和月嫂。
另一种疑问则是，“如果妻子外出工作能够年薪百万，丈夫还会舍得让她在家带孩子吗？”做全职太太还是职业女性，必然是一个家庭权衡多方因素后做出的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考虑“在家带孩子”这件事的价值时，必须要额外考虑到父亲和母亲能为孩子创造的家庭环境和情感价值，是家政工人的普通工作难以替代的，而这种情感劳动又是无法估价的。尤其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已经证明，原生家庭以及早期与父母的互动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孩子健全人格的建立。
问题二：张桂梅的愤怒有道理吗？
有道理。
既然“全职太太”这份工作有其价值和意义，张桂梅又为何要怒斥身为“全职太太”的学生呢？
让张桂梅愤怒痛心的，可能不是全职太太这份工作本身，而是这份工作在当下意味的家庭困境和社会困境。
张桂梅接受《面对面》节目采访截图。
首先，这份工作没有工资，也就无法带来任何经济保障，不被认可，也就无法带来任何社会地位。工资或佣金在作为工作报酬的实际意义之外，也是对工作价值象征意义上的肯定。可是家务劳动没有工资，能为妻子带来成就感的只剩下丈夫的肯定。但事实上，丈夫们只会把一尘不染、井井有条的家视为理所应当坦然接受，只有家中不甚整洁时才会提出批评。而在外人眼中，妻子虽然为家庭创造了价值，却往往被看作丈夫的附庸。在韩国，有一个专门的网络流行语叫作“妈虫”，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养的生活。
没有收入，也意味着事事依赖丈夫同意。在斋藤茂南的访谈中，甚至有丈夫拒绝支付妻子的手术费用，她们一个月得到的生活费用，远不及一位家政工人。如果家庭破裂，牺牲自己事业、为家庭默默付出的女性，更得不到任何补偿，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经验，“全职太太”的身份无法写上简历。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物质之外，家庭主妇更大的困境是“社会性”的丧失。外出工作意味着建立一张社会关系网络，丈夫们可以下班和同事喝点小酒、周末和客户打打高尔夫球，妻子们却无从认识新的朋友，家务劳动更是把她们困在家中，一天的生活除了打扫卫生只剩下等待丈夫，就连做饭的时间也要取决于丈夫的下班时间。在英语中，家庭主妇的称呼是“housewife”，这也正是许多妻子的感受：自己不是嫁给了某个男人，而是嫁给了这座房子，余生只能被捆绑在房子之中，与其他有意义的社交活动相孤立。
失去与他人的联结，也意味着失去对自我的确认。没有自己的社交生活，妻子们只能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孩子和丈夫身上，或是怀疑自身，陷入一种巨大的空虚和迷茫。正因如此，在日本，家庭主妇出人意料地成为了酒精依赖症的主要患病群体——
“我总是依赖着老公，等他回家，被他的生活节奏左右，靠缥缈的期待过着这一生。我到底为了什么而活，我仅有一次的宝贵人生……”
“妻子的身份，让我选择留在家里，放弃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才想通过先生或孩子找到生活的意义……但真正的人生，不是依赖于谁，而是自己努力地活下去，不是吗？”
——斋藤茂南，《妻子们的思秋期》
张桂梅所担心的，正是自己的学生孤立在家，丧失与社会的联结，也丧失自我的意志与追求。她“话糙理不糙”，尽管伤人，却点出了事实。尽管全职太太这份工作对于社会、对于家庭有其价值，个人却难以承受它带来的风险和压力。
而这位学生，领会了老师的心意，在第二年考上了特岗教师，任教于贵州安顺普定县一所乡村小学，也算继承张桂梅的衣钵，让更多孩子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问题三：一味贬低或颂扬全职太太，错在哪里？
当全职太太们在这个话题之下为自己发声正名时，又有职业女性感到不公：“如果全职太太承担家务是创造价值值得肯定，那职业女性岂不是肩负了两份工作创造了两份价值更值得鼓励？”
这番言论粗看没有问题，职业女性也确实承受了来自家庭内外的双倍压力。但仔细一想却能发现问题：为什么女性在拥有全职工作以外，还要承担全部的家务劳动？为什么所有人都默认了家务劳动就应该是女性分内的工作？即便在丈夫退休或失业、妻子仍然在外工作的情况下，一些家庭仍然是妻子负责所有家务。
显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仍然牢牢占据主流。对于夫妻二人都拥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在遭遇变数时首先牺牲的也往往是妻子的工作。著名教育家、诗人叶嘉莹就是这种婚姻模式的受害者。当一家四口被迫移民加拿大时，她性格乖僻的丈夫待业家中，她则一个人在大学授课养家、照顾两个女儿，下班后匆匆做饭收拾妥当，又要熬夜查字典备课，还要遭受丈夫突如其来的辱骂。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日剧《坡道上的家》（2019）讲述了全职妈妈遭遇不幸婚姻时面临的育儿难题。
值得欣慰的是，在正式工作之外，越来越多男性开始或主动或被迫地承担起家务劳动，“暖男”、“顾家”、“会做饭”也逐渐成为社会公认的择偶加分项。只是根据奥克利的调查，这样的进步仍然不容乐观，只有少数丈夫才会为妻子提供平等婚姻本该有的帮助，高度参与家务劳动的
（英国）
丈夫只有15%，帮助育儿活动的丈夫只有25%，并且丈夫的参与程度与阶级地位明显相关，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社会阶层较高的丈夫，参与家务劳动的意愿越高。
因此，这场讨论的主要矛盾点并不在于全职太太和职业女性孰优孰劣，而在于另一半人群——丈夫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并承担一部分家务劳动。
过分贬低全职太太，是忽视了她们的付出与牺牲，也低估了她们创造的温暖与爱意；过分颂扬全职太太，则会变成无形的道德绑架，逼着女性放弃自己的事业追求、被迫承担家庭责任。
说到底，从其本质来看，家务劳动是一份“正式工作”，也只是一份工作，可以全职，也可以兼职，并不是谁的“天职”，也不是谁的“原罪”，“家庭主妇”最终是一个自由的职业选择，“家庭煮夫”也将渐渐流行。
作者丨肖舒妍
编辑丨走走 安也
校对丨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