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办学条件也大为改善。陈望道先生为了解决新闻系的教学实习问题，自1944年4月起发起了筹建新闻馆的社会募捐活动。在师生们努力筹措和建设之下，新闻馆于1945年4月5日正式开幕。
大后方，这样资料齐全、设施完备的新闻馆不但是广庇寒士的“天下记者家”，更是坚持真理与正义的“红色堡垒”。1946年，复旦复员返沪，新闻系师生也一同回到了江湾老校区。最初的那座新闻馆永远留在了夏坝，但好学力行的精神财富始终传承于校门之内。
1949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数次密令章益校长，将复旦迁离上海。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通过进步教授张志让、章靳以等人，对章益校长作了大量工作，他最终决定留下来，和复旦师生一起保护学校。复旦得以完整地留在大陆。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这天上午，正当各所大学的青年学子们等待着军代表接管之时，一位年轻的解放军独自走进了复旦大学的校门，熟悉的同学兴奋地迎上去要他指挥唱歌，在场的数百名同学也一拥而上，原来他就是在学运中指挥唱歌出了名，后来悄悄去了延安的复旦校友司徒汉（解放后成为全国著名的指挥家）。
6月20日，复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复旦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校门也迎来了崭新的面貌。考虑到师生进出方便，学校在今行政综合楼前建造了新校门。
复旦大学为换校门匾额，由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陈望道于1950年11月29日代表全体复旦师生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邀请他为复旦题写校名。后来经过胡曲园、张志让等人的请托，1951年上半年，在得到同意“所辑字用”的回电后，复旦随即取用*写给周谷城教授信的信封上“复旦大学”四字，赶制成匾，安置在校门门楣上。
同年下半载，张志让接到了*的亲笔函，内装*题写在白宣纸上的“复旦大学”四字，尺寸为27.5×13.9厘米，题词未落款。复旦接到后，立即放大复制成校门匾额，同时缩小复制后用于校用信封、信笺、校徽、毕业证书封面等，一直沿用至今。
第二个校门极为简陋，仅东、西两根方形水泥柱而已，*题的校名制成一长形白底黑字的木板校匾，挂在靠东边的一根水泥柱上。
1952年，复旦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发展机遇，即全国院系大调整。“复旦大学”的匾额之下群贤毕至，名师荟萃。苏步青、陈建功、卢鹤绂、吴征铠、谈家桢、周同庆等众多基础学科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为复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他们的引领下，复旦大学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