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中国的社会各阶级就面临着怎样对待西方文化和自己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近代中国为解决这一问题所提出的第一个涉及文化选择的核心的方略理念。这一理念最早是早期维新派冯桂芬所提，他的原话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后洋务派大员张之洞正式提出并大力提倡，张遂为这一理念的代表人物，不过，虽然张是这一理念的代表人物，但这个理念在张本人正式提出之前也广泛存在于当时的其他洋务派大员的脑海中，并一直是当时中国的主流方略思想。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也是在这一方略思想的引导下进行的。
这一思想强调的是中国固有的纲常伦理和基本政治制度是合理的，它们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是必须维护的，而西方的政治思想、制度和科学技术文化至多是在实用层面上有意义，它们不能取代中国固有的政治思想、制度和文化，因此，结论是中国必须走渐进的改革之路，即洋务的道路，而不能像法国大革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
在这一方略思想指导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张之洞等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其成果是帮助清政府建立了一支比较近代化的军队和近代工业体系，并成功克服了清政府在太平天国革命和二次鸦片战争后所面对的危机，这一成就被时人以及后人称作同治中兴，但其最终结局却是失败的，标志是中日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的签定。因为从此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一落千丈，并完全丧失了维护国家独立的尊严和力量。
对于这一成败得失，以往历史学家包括政治家们都有明论，即大多是否定了其作为总体意义上的进步性，而对其实践意义上的评定，则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而否定还是占主要的一面。至于近二十年的结论虽然肯定的声音多了起来，但多数学者仍然认为这一思想是落后的，只有很少学者能够从历史背景出发去客观分析这一方略思想所产生的背景和当时的中国是否有可能还能产生更好更有可行性的思想和方略体系。
笔者认为，这一方略思想是太平天国失败后，当时的中国最有可能产生，同时也是最有实践意义的方略思想，因为当时的中国的确是缺乏法国大革命甚至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条件，所以不能将它们拿来作简单的比较，而这一方略思想的失败主要是历史条件和背景变化所致，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而且败得那样惨。因为其失败主要还是相对于日本明治维新而言，如果不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方略思想更杰出，如果没有中日间的那一场大对决，洋务运动也许不会失败，即使会败，则也许不会败得那样惨，也许中国还能依靠洋务运动的弥苴罅漏争取时间并在合适的历史条件下将之进一步转化，由此来争取国家和民族的更美好的未来。即便不能如此，如果没有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仅靠洋务运动的效果，中国避免落入名义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而实质上的各国共管的殖民地的地位还是有希望的。洋务派方略体系中最要命的是“守定条约，决无更改”的对外妥协投降方针和方略，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略思想则有一个从积极转化为消极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