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最终对于五经文的考察就渐渐变得无足轻重了起来，这种重四书轻五经的风气渐渐流行起来，甚至由潜规则变成了明晃晃的政令，顺治年间，御史赵祥星请钦定第一场的四书和五经的题目，礼部也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最终，顺治帝却颁布诏令，“第一场四书题目，候朕颁布”
从此之后成为定律，四书题由皇帝亲自颁布，而五经题则由主考官自行出题。
乾隆也曾经直言“从来科场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之通与不通，不出四书文之外”。
总之，自从考官和士子都揣摩上意，感受到了大清重四书轻五经之后，五经和四书的地位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原本对四书和五经的考教都在第一场考试，但等到乾隆年间，五经甚至跌出了首场考试，转为第二场考试。这无疑又清清楚楚地展现了五经地位之底下。
为什么四书重于五经呢？
晚清大儒陈澧曾经解释过为什么朝廷认为四书比五经更重要，“以尊朱子故也”
显然，这事和朱熹有关。
要想弄清楚个中关系，关键还得先弄清楚四书五经是怎么来的。
五经的成书远远早于四书，在孔子游学的过程中，他老人家发现有六本书写得非常好，于是在进行删改整理之后拿来讲课，这六本孔子亲手编辑的书有一本不幸失传，于是只剩下了五本，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五经。这五本书虽然不是孔子亲手所写，但却是孔子亲手整理而成。
四书则是孔子之后产生的，其中，《大学》是曾子所做、《中庸》是子思所写、《孟子》则是孟子和他的弟子所写，还有一部记载孔子话语的《论语》。
汉代的儒生认为，五经是孔子亲自整理，其中蕴含了孔子真意，是最纯正的儒家经典，而四书相对而言并不正经。
于是，等到汉朝独尊儒术的时候，就规定每个儒生都要学习五经，四书并不重要。
那么四书是什么时候打了翻身仗呢？
想一下前面陈澧的话。
没错，四书地位提高就是在唐宋之际。但要指出的是，四书地位的提高，并非是朱熹的一人之力。而是唐宋之际大批儒家学者发力的结果。
汉朝时儒家独尊，这种局面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改变了，内生的道家，外化的佛学，都对儒家的地位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儒家早就被推下了独尊的宝座。
这么一来，儒家的学者自然要奋起反击，唐代的韩愈不就以排佛斥道闻名吗？
汉朝之时儒家为什么能成为官方认定的唯一学派？
原因很简单，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的理论，提倡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这些都能够有效的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秩序。因此，也就必然被选择为地主阶级的官方思想。
如今，儒学受到佛学和道学的冲击，想要统治者再次选择儒学作为官方思想，恢复儒学荣光，就要发展儒学本身，更加的和统治者的需求相适应。
唐宋之际的儒学大家很清楚这个问题，因此，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提高四书的地位从而指出一套儒学新的理论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朱熹对四书做了批注，在批注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这本书叫做《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喊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让皇帝非常满意，朱元璋的反应就非常直白，出题需从四书五经之中而来，但考生的答案必须从《四书章句集注》中来，其目的昭然若揭。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从朱熹抛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之后，儒学的发展就走向了某种可悲的结局。不停地为了迎合统治而阉割自我曾经的学术成果，最终将道德人伦推向极致，反而成为了压制人性，迎合封建统治的工具，其中对于女子的压迫尤为惨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