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邢仪写生的路遥母亲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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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日记】两天了，仍找不准感觉，画布上的形象难以令自己满意，只能把心中的*强压下去，先多画些速写吧……窑里老鼠很多，大白天就在人面前窜来窜去，老人说老鼠总欺侮她，夜里还要爬到炕上爬到她的身上。记得1975年大年初二，我和吴伯梅来这里过年，路遥、林达和我们坐在炕上玩扑克，老人忙前忙后，为我们摆了一炕席的吃食，满窑都是我们四个人的笑闹声，那时这个家里多有生气、多开心啊……
气喘病总在折磨老人，老人憋得难受，就吃止疼片，然而吞咽止疼片时，却不由生出另一种心疼的感觉——过去这小药片片2分钱一片，几毛钱能买一瓶，而今涨到8分钱一片，翻了番，每次吃药，老人总有一种糟蹋钱的感觉。
家中吃水要到很远的沟里去挑，老人没有这个力气，村里一个汉子帮着挑水，作为报偿，老人每天管汉子一顿饭。
小院里有盘石，这天来了几个婆姨推磨，还有一群小娃娃，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邢仪来后，老人情绪很好，逢人便介绍说这是我儿媳妇的同学，专门从北京来给我画像哩。这天院子里人多，婆姨们说笑逗乐，娃娃们玩耍疯闹，老人更显得有了精神，老人是很害怕寂寞的，平日里，她一个寂守空窑，那实在是她最难挨的时光。她常常锁了门，去东家西家串游，找人说说话，有时到饭时也不愿回家。老人精神头一好，脸上眼睛里就有一种闪闪烁烁的亮色，邢仪捕捉到了这种难得的生动神情，她想表现在画布上，但却很难与心里另一种更为突出的感觉相融汇，这时她才明白，她选择的实在是一个很难表现的题材。
这天有一件事情使兴致蛮好的老人生了一阵子闷气，家里养的10只鸡，每次喂食的时候，老人总要守在旁边看着它们吃食，邻居也有一群鸡，总过来抢食，特别是那里面有四五只长得高大威武的公鸡，凶蛮得跟强盗一样，不光抢食，还要欺主家的鸡，害得老人每次都要像卫兵似的保护自家鸡们的权益，今天院子里人多，撒了食没留神，活生生地便宜那群“强盗”，气得老人将笤帚疙瘩在窑门上直拍打。
老人和邢仪自然要谈到林达，婆婆对这位儿媳妇至今怀有一种感念的心情，老人对邢仪说，儿子上大学前靠家里，上大学后靠的是林达，林达是北京人，家里境况好，在经济上给了儿子很多接济，就连背到学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达给准备的。没有林达，儿子在延安城里念书，肯定要受恓惶。儿子生前两人闹矛盾，后来有人在她面前对林达说长道短，她不愿往耳朵里听。老人对邢仪说：“林达棒价。”（“棒价”是陕北土话，意思是不错、挺好。）老人还感叹地说，前阵子，林达从北京还托人给她捎来800块钱，“人嘛，不贪求啥哩，人家的好处咱要记住”。
初中毕业返乡后，路遥有一段非常苦闷的日子，正是青春年华却因“文革”而中断了学业，工作无着，前途未卜，加之他倾注满腔热情热爱的一位姑娘离他而去，失意与苦恼熬着他，正是在这个时候，林达走到了他的身边，在与命运拼搏中，爱情帮他恢复了自信，为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母亲曾在他初恋失败后关切地询问其原因，他赌气回答：“人家嫌我衣裳烂！”而这一次，当他将这位北京姑娘领回家门时，同样是那身破衣裳，母亲心虚地瞅着他不由捏了一把汗，他笑笑，说：“不怕，咱就是这样了，谁看上谁来，看不上走她的路！”
在北京知青中，林达参加工作算是比较早的，她先是在公社做妇女干事，后调到县通讯组，路遥有一段时间在县文工团打杂，编节目、管戏箱、拉大幕都干过。陕北山圪 的文工团自然不会有什么名角，但这个小县城却荟萃了几个日后在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人——诗人、《延河》杂志副主编闻频，现在北京的作家陶正，诗人、《延安文学》主编曹谷溪，都曾在这里与路遥一起谈诗论文，一起创办了一张文学小报《山花》。龙盘于渊，虎踞于坳，虽尚未酿成气候，却蓄势待发，壮怀激烈，心志高远。林达在延川算是官方正儿八经耍笔杆子的角色，但她却非常欣赏还正在野路子上闯荡的路遥的文学才情，当初恋的失败正在折磨着路遥的自尊和考验着他的自信的时候，她知道该做什么了——她能抚慰一颗受伤的心。
母亲对儿子的雄心壮志懵懂不晓，但对儿子的婚事牵挂在心，儿子能好上一个北京知青，自然使她欣喜不已。林达来家里，啥活都干，朴朴实实就像个当地女子一样，只是吃饭不会盘腿坐炕，而要趴在柜子上，林达问老人：“这样子难看不？”老人说：“不难看，不难看，自个家里，想咋样就咋样。”邢仪至今还记得，在县革命委员会林达住的窑里，林达、路遥、邢仪，还有其他几个要好的北京知青，常常聚在一块儿谈理想，谈抱负，唱苏联歌曲和过去一些老歌，兴致最好的时候是聊着唱着同时还有一些东西吃着：炒黄豆、红薯、黄米糕，还有那只在陕北才有的玉米黄——这些吃的东西都是路遥母亲特意做的，她就像当年给在县城念书的儿子送吃食一样，隔些日子就会挎着盖块花布的篮子，给林达送来一堆吃物，她知道北京娃娃就好这些个口味。
一个朴实而又能力有限的老人，还能给她喜爱的儿媳什么呢？
在十多年的家庭生活中，路遥和林达后来闹起矛盾，对此外界多有评论，特别在路遥去世后，一段时间林达在道德舆论上面临如山的压力。其实最接近他们夫妇的人，一般都保持沉默，两人都是强性子，路遥以生命做抵押投入文学创作，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家庭都很难顾及，而林达也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性，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是万万不可能的。特别要命的是，林达又时时事事极为敏感地保护着她的自尊心和独立人格意识，比如单位派她出门办什么事，别人介绍她“这是路遥夫人，关照点吧”，她就特别反感，似乎她办事必须凭借路遥的面子，而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两强相遇，日常磕磕碰碰的事自然难免，其实早在路遥去世前10年，两人的矛盾就曾闹得厉害，甚至考虑过是否分手——这实在是他们性格的悲剧。
如果世人都拥有一种宽容而慈厚的心怀，如果能够学会理解和体谅人，如果承认林达在路遥成才的艰难旅程中曾给予他无私的奉献和宝贵的动力，那么，就谁也别去指责，只能在心里分摊他们的悲哀。
一个山村的老妇人，一出家庭悲剧男主角的母亲，在对这复杂世事的态度上，给了我们一份感动，一份启示。
2020年5月，白描回故乡泾阳重访太壶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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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日记】今天有大收获，发现一个新角度，速写画了几笔，我就感动了，当时天近黄昏，一转眼不见了老人，走出窑发现她正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棵老槐树下，面向村口大路，举目望着，残阳从她侧后方照射过来，她的脸影处在半明半暗之中，但那种期盼的神情仍清晰可辨，她身后的老树有种铁一样的质感，身下石头透出一种冰冷的气息，脚前洒落着几片枯黄的树叶……她在期盼什么呢？早先盼儿子放学归来，儿子去了大城市，盼儿子能回来看看她，可如今再也盼不来儿子的影子了，她已失去了盼头，也许她也不知道在盼望什么，但她仍是那样专注地望着村口……
1996年那趟看老人，使邢仪最受刺激的是老人哭诉听到儿子去世噩耗时的情景，那份悲痛、绝望和无奈，在邢仪觉来如箭镞穿心，不由潸然泪下。这趟来，邢仪在与老人接触交谈中，总是小心翼翼想绕过这个话题，别去触动老人的痛心处，但几次老人却不由自主把话题扯到五年前初冬那些个昏天黑地的日子——这是她心灵上一道永难愈合的伤口，也是她一生中最感恨憾、永难释怀的事情。
儿子从生病到去世，没有人告知过她。
她未能见到永远睡着了的儿子，在儿子最后“上路”的时刻，她未能与儿子道别，未能为儿子送行。
当村里那个小女子在那个傍黑天跌跌撞撞奔到她面前，转颜失色地说：“婆，婆，我路遥叔殁了！电视上刚报的！”她根本不相信，怎么可能？儿子好好的咋就能殁呢？谁也没给她说过儿子有啥病症呀！她巴望是小女子听错了，可小女子却说没听错，电视上还有路遥叔的像，她顿时觉得像天塌地陷一般，两眼一黑，栽倒在炕上。
第二天一大早，急得跟疯了似的她上了路，要赶到西安去看她的儿子，半道上硬是给人拦了回来，随后便是连续好多个不辨日月与晨昏的似梦似醒的日子，哭一阵，昏睡一阵，昏睡一阵，再哭一阵……她不记得这些天里她是怎样吃的饭，谁来看过她，都对她说了些什么，在似梦似醒之间，她只觉得自己的一颗心被老鹰叼走了，她的胸腔子被掏空了……
路遥大学毕业到西安工作后，他被事业所累，回家次数并不多，有时回陕北深入生活，抽身回家看看，也是来去匆匆，问老人生活得怎么样，老人总回答说好，路遥在家待的时间最长一次，是和吴天明一块儿在延川拍电影《人生》在家住了20多天，那20多天是路遥父母老两口心里最快活、脸上最风光的日子，儿子成了人物，穷山圪 的村子也跟着露脸，瞧瞧吧，村里人看他们老两口那既羡慕又感激的眼神……路遥生前最后一次回家，是在他去世半年前，母亲没有从他身上看出任何毛病，还是那么喜欢家乡的口味，还是那么喜欢她做的饭，那一顿洋芋馇馇豆钱钱饭，他吃了那么多，吃得直打饱嗝，兴奋的母亲没有觉出儿子的情绪有些感伤、有些悒郁，其实儿子这趟回家一踏进家门，心里便压上了一种沉重的感觉。
告别母亲的时候，路遥深深叹了一口气，对母亲说：儿子不好，妈，以后我一定好好孝敬你们！
谁知这竟是他与母亲的诀别！
路遥病倒后，有关单位通知了他的几个弟弟，在他病重期间，五弟从清涧老家赶来一直守护在他的身边，弟弟们也许是不愿让家中老人感情受煎熬，也许是认为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路遥病情不断恶化的情况，他们并没有告诉陕北的老人。路遥去世后，治丧委员会决定接陕北老人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最终不知何故老人没有接来。现在清楚的是，弟弟们仅仅通知了清涧老家的父母，而延川的老母对于一切竟毫不知晓——这位可怜的母亲被人遗忘了。
路遥若有知，能认同这种感情天平的失衡么？
母亲想不通的还有，为什么要把儿子烧了。殁了，留下个囫囵尸首，送回来找块黄土一埋，还有一个坟堆堆，想人了还能照（看）一眼，如今变成了烟，想照个影影也照不见了，人们告诉她烧了还有骨灰，骨灰装在盒子里，跟棺材一样，她便要求：“那就把骨灰给我送回来，我守着他，给他做伴。”
但骨灰老人最终也没能看上一眼，与老人相依相伴的只有那棵大槐树。
掠过树梢的风儿能把老人的思念带给远方的儿子么？
白描为自己的散文集题写的书名《飞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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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日记】……听说路遥的骨灰后来被安葬在延大后边的山坡上，曹谷溪几次写信打电话，让我去延安，这次从北京直接来延川，回去时也许要经过延安……今天同老人告别时，鼻子直发酸，硬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再来到这个地方，还能不能再见到老人，更不知道这些画会给别人一种什么感觉。其实，画得好赖，我觉得已变得不十分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不知怎么搞的，离开了老人，眼前仍不时地浮现出她，还有那孔窑、那棵大树……
邢仪与老人告别时，老人送她两口袋东西，让她带回北京，一袋是小米，一袋是杂豆，老人说，这小米，这杂豆，都是她自个儿种的、自个儿打的，家里没有别的啥，就是有，送你你也不稀罕，老人还央求邢仪一件事情：“你给林达捎个话，把远远的照片托人给我捎一张，我想孙孙哩，有照片我就能照见孙孙了！”
邢仪鼻子一酸，连忙点头答应。
老人特别感激邢仪给她带来奶粉，说喝了奶粉，气喘病好了许多，心口不那么堵了，比吃止疼片强，邢仪知道奶粉并不能治老人的气喘病，说不堵，也许只是因为喝了奶粉就吃得少了，减少了胃部对肺部的压力，邢仪便劝老人多喝奶粉少吃饭，老人说：“还能常吃奶粉？奶粉贵着哩！”邢仪本想告知她在窑里炕上留下些钱，转念又怕老人推辞不受，只是说：“您别太舍不得花钱，有困难了，不是还有公家，有大家吗？”
路遥去世后，延川老母的命运和生活状况引起了人们的关心，陕西作协按照国家有关政策，除一次性抚恤金外，每月定期还给老人以经济补助，有时还派人去陕北看望老人；《女友》杂志社向社会发起募捐活动，募集到资金15000元。《女友》总编王维钧委托曹谷溪处理这件事，这可使老曹犯难了，他考虑到老人家庭中的实际情况，这些钱没有全部交到老人手里，而是由县民政局设账管理，并规定了严格的领取办法，原则上，募集到的钱作为基金存了起来，以利息补贴老人生活所需，这笔利息加上作协的补助，老人每月可以领到250元，这250元钱，除老人外，任何人都不能代领。而家中如遇到意外事急需花钱时，必须由乡上出具证明，县民政局批准，银行才能在固定的生活费之外列支，这钱同样必须银行亲手交与老人。
一笔数目并不大的钱，却让人煞费苦心！
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为了保护老人的利益呢？
路遥去世三周年的时候，延安人把路遥的骨灰接回陕北，隆重地安葬在延安大学校园内的文汇山上。就是这所学校，曾在那个纷乱的时代，为路遥提供了三年宝贵的读书时光；就是这所当初连土围墙都是豁豁牙牙极不牢靠的简陋校园，却钢铁般巩固了路遥的文学理想，并赋予这理想以奋飞的翅膀；正是在这杨家岭旁文汇山前的窑洞里，路遥的名字才最初飞出黄土高原层叠连绵的山峦墚峁，开始为外界所知晓。
母校骄傲地送出了自己的优秀学子，最终又深情地迎回了自己的学子。
路遥永远安睡在母校的怀抱里，安睡在生他养他的黄土山中。
而那位曾同样将儿送出门的母亲，却难以寻找到这份慰藉，她只能背依那棵老槐，永远无望地守望。
在她75年的岁月中，最牵肠挂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她的儿子——路遥！
（选自白描作品《飞凤家》，作家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