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它最辉煌的时期，哈马万德也不过仅能召集200-300名骑兵，人口总数约为1000-1500人。虽然体量小，但却好战，同时也是臭名昭著的土匪部落，以突袭劫掠为生。阿拔斯·阿扎维记载道，哈马万德人崇尚抢劫，同时也恪守禁食祷告，甚至他们正在*人越货的时候，到了祈祷的时间，面对尸体和受伤*的人，他们也要站起来祈祷，祈祷结束再继续*戮。
他们从波斯进入库尔德斯坦南部，瞄准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当地无能统治的良机，对波斯和伊拉克之间的商队实施抢劫。
波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使得这一切变得更加可行，因为任何对一个国家不利的活动都会得到另一个国家的秘密支持。他们对巴格达、基尔曼沙和摩苏尔之间的整个地区进行的有组织、系统的抢劫，给奥斯曼帝国和伊朗政府两者都造成威胁。部落的统治家族的阿加大约控制着50个村庄。
直到1850年左右，他们一直支持苏莱曼尼亚的巴班酋长国埃米尔。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给奥斯曼帝国和伊朗政府都制造了许多麻烦。虽然哈马万德人后来在村庄定居，但他们并没有立即从事农业。正如他们自豪地宣称的那样:“我们用我们的炮筒收获了可供给一代人的面包”。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的经济才真正以农业为基础。他们也被认为是巴班库尔德部落中最勇敢的人。部落男人以他们的威力和智慧而闻名，女人仍然以他们的美丽而为人所知。哈马万德人与阿拉伯人自由通婚，并认为自己是阿拉伯血统。
大多数哈马万德人说阿拉伯语，但他们自己的语言仍是库尔德语。他们的衣着，一半阿拉伯，一半波斯。从前他们是著名的长矛兵，但现在他们只携带现代步枪和匕首。
1839年，奥斯曼帝国在土埃战争中失利，素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开始推动实施坦齐马特改革，帝国的这一改革直到1869年米德哈特帕夏担任巴格达总督，才被引入伊拉克，并结合伊拉克部落社会的实际情况实施了相应的办法。从1831年奥斯曼帝国恢复对伊拉克三省的直接统治开始，奥斯曼帝国的治理政策强调要破坏伊拉克部落的团结力量。
帝国实行“分而治之”的部落政策，主张在部落之间，或部落的家族内部挑起纷争，令其互相掣肘。奥斯曼帝国深谙部落传统的根深蒂固，试图拉拢部落谢赫，将其纳入帝国官员体系，从而削弱部落谢赫传统意义上与部落民的关系。
为了满足帝国的现代化改革的需要，奥斯曼官员也将土地、税收与征兵当作有力的武器。当然，一些总督在处理部落问题时也会采用最直接的武力镇压的手段。
分而治之的部落政策坦齐马特改革之前，奥斯曼帝国在没有强大军队的情况下，帝国的部落政策主要依赖于“分而治之”的原则。该政策旨在在部落联盟的统治家族内部，或在部落谢赫之间，或在后者和统治家族之间挑起矛盾冲突。这项政策早在马穆鲁克统治时期就已有实施，达伍德帕夏就曾利用库尔德部落谢赫之间的矛盾使之相互对抗，巴格达政府从中斡旋，坐收渔利。阿拉伯部落也会被利用与库尔德部落对抗。
巴格达北部地区最先受到奥斯曼帝国的干扰控制，一方面是地理位置便利，相对更靠近伊斯坦布尔，同时离巴格达不远；另一方面即是该地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竞争十分激烈，两者之间的种族冲突，使得“分而治之”成为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使用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阿里·里达帕夏（1831-1832）也深谙“分而治之”政策的真谛。他曾频繁更换蒙塔菲克的部落谢赫，使之与强大的沙马尔部落谢赫萨福克对抗。也试图通过任命谢赫挑起部落内部的冲突。
1831年，沙马尔部落谢赫萨福克向阿里·里德帕夏请求以获得更多的部落土地，里达帕夏不但拒绝这一请求，而且罢免萨福克谢赫一职，随后任命了一个来自小型亚部落—哈穆德部落的首领作为新的谢赫，该谢赫显然更易被控制，里德帕夏甚至将萨福克谢赫请求的土地授予了新谢赫，这一安排导致沙马尔部落的内部混乱。
1833年，里达帕夏以授予阿纳扎部落土地为诱饵，鼓动阿纳扎部落对沙马尔部落作战，但当沙马尔部落撤出巴格达后，里达帕夏并没有遵守约定，反而拒绝将土地给予阿纳扎部落。利用一个部落对抗另一个部落的政策，既能使部落服从当地政府，也使得贝都因人部落相互对抗，从而削弱部落的力量。
帝国也通过在部落冲突中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策略打击部落。由于1820年修建的辛迪亚运河致使希拉河流域干旱，许多原在希拉河附近的部落被迫开始迁徙，这样的迁徙引发了严重的部落冲突，如1894年发生在谢布尔部落、哈扎伊尔部落、贾布尔部落等几个部落之间的冲突。
总的来说，奥斯曼帝国在沙马尔部落和阿纳扎部落的冲突中，站在阿纳扎部落一方，反对沙马尔部落。帝国为了分裂部落组织结构，甚至煽动并扩大部落冲突。原因是强大的阿纳扎部落让奥斯曼帝国倍感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