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欧洲人追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步伐纷纷走出国门布道施教，于是天主教的信仰被带到了世界各地。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满清政府的统治之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了一件十分可笑的历史事件，天主教的最高机构罗马教廷不仅对当时中国的传统习俗指手画脚，竟然还异想天开地对其进行审判，结果自然是自讨没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645年，多明我会的修士向罗马教廷提出了诉讼，争议的对象就是关于对待中国习俗的态度问题。这位修士建议在教皇没有做出裁定之前，对清朝的礼仪加以禁止。这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这罗马教皇手伸得再长也只不过能关你欧洲的“家务事”，天朝上国轮到的你说三道四吗？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在天主教内部也有耶稣会的教士出于传道的需求为咱们辩护，因为一旦对清朝的礼仪加以禁止那么天主教就无法传入这个古老的帝国。1656年，宗教裁判所暂时准许清朝的知识分子祭拜孔子，准许后辈尊敬长辈，但遇到封建迷信的事情，则应当提出抗议。
尽管如此，但关于中国传统礼仪的问题始终在罗马教廷内部悬而不决，多明我会和耶稣会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教皇为了彻底解决这事情，想出了一个办法，从巴黎选派了一位名叫墨克罗的耶稣会教士前往中国主持传教事宜，并让他出任福建的一个小教省—科农的主教，当然他是带着任务去福建的，那就是搞清楚清朝的礼仪到底是怎么回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教皇从主观上说比较倾向于宽容政策的，否则便会派多明我会的教士前往中国了。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耶稣会教士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友好态度的。这位墨克罗同志“新官上任三把火”，不但宣布祭祀亡人为迷信活动，还认定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为无神论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种偏见带有明显的前后矛盾，这自然又在教廷内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新任教皇克莱门十一世被吵得心烦意乱，就选择了安提阿大主教图尔囊为特使前往清朝，这位大主教漂洋过海终于在1705年到达了中国。当时在北京紫禁城坐着的康熙皇帝，还不知道罗马和巴黎对咱们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怎样的批判和吐槽。还举办了隆重的仪式欢迎图尔囊大主教来访。图尔囊通过翻译告诉康熙皇帝他此次前来是为了了结一场北京朝廷从未听说过的争吵，康熙皇帝听罢惊得目瞪口呆！什么？这些蛮夷竟然在质疑大清立国之本的儒家礼仪？自己更是从未听说在帝国的境内还有什么科农大主教这样的人物存在。不过他还是顾及皇家颜面没有展现自己的雷霆之怒，反而耐着性子准许墨克罗进宫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位科农大主教上殿后，对清朝的习俗、宗教甚至康熙本人都横加指责，或许他天真地以为康熙皇帝也应该臣服于代表上帝的罗马教皇吧。墨克罗指出，皇帝头上的匾额御书的“敬天”儿子并没有“崇敬天地”的意思，康熙派人向他详细的解释其中的奥义，但墨克罗依然丝毫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观点。
本来墨克罗的这种行为按照清朝律法是要被判处死刑的，但康熙皇帝并没有这么做，只是将其驱逐，而罗马教皇的特使图尔囊则被流放到了澳门，虽然葡萄牙人在那里设了总督府，但澳门依然是大清朝的领土，在被羁押期间，教皇克莱门十一世，派人送来了红衣主教的帽子，这顶帽子除了精神上的慰藉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作用，这位大主教最后于1710年病逝于澳门。通过这件事让皇康熙帝意识到是该好好管管在帝国境内的这些外国人了，否则祖宗礼法都被他们乱了套。因此他下旨，从此后凡是欧洲人要居住在大清国境内者，都要来御前申请特许证书。
这件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常荒唐可笑的，罗马教廷自以为代表上帝能够主宰世界，对清朝的国情缺乏深刻地认知，还妄图对儒家传统的道德礼仪横加指责，事实上无论是“科农主教”墨克罗还是教皇的特使图尔囊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
文：兰台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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