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帝在位时间颇长，他一共做了四十六年的皇帝，仅次于他的孙子，神宗朱翊钧四十八年的在位时间。他活着时，几十年不上朝，虽然早年有杨廷和等官员帮助治理国家，但是随着“大礼议”的纷争，皇权与阁权互相对抗越来越严重，一大批有经验的官员纷纷倒台。
这时，曾经支持他观点的官员迅速得到了拔擢，填补了倒台官员的位置。可是或明或暗的党争依旧对抗，愈来愈分裂朝中官员的向心力。嘉靖帝无法彻底消弭对立，干脆躲在深宫沉迷于炼丹，不再过问国家大事。到嘉靖中后期，他将权力直接交给严嵩等官员，纵容其操纵国家权力达二十年之久。
严嵩与其子严世蕃、赵文华等，倚仗权势，排斥异己，而且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严嵩倒台后，抄家时，搜出的黄金多达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两，其他珍珠宝玩更是不计其数。明朝外部有鞑靼倭寇的不断入侵，内部又有权臣乱政的侵蚀，使得大明朝愈来愈虚弱不堪、危机重重，饶是如此，嘉靖帝还大兴土木，任意挥霍。连海瑞都感叹“嘉者，家也；靖者，尽也”。
嘉靖死去后，穆宗朱载垕登基，改年号为“隆庆”，隆庆元年，穆宗提拔已经四十三岁的张居正为礼部右侍郎，接着改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又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穆宗不停的提拔张居正，是有原因的。在穆宗未登基前，为裕王时，张居正便担任过他的“讲官”。所以作为穆宗的老师，入阁虽然比较晚，资历也不算深厚，但却深得穆宗信任。
穆宗上台后，启用一批有能力官员，开始清理前朝的一些弊病，一度还较有成效，被后世赞赏为“隆庆新政”。可是穆宗身体不好，又沉迷女色之中，滥用媚药，执政六年便匆匆死去。
穆宗死后，“接班人”明神宗朱翊钧才十岁，张居正看到施展政治抱负的时机已经来临，便联络宦官冯保，赶走首辅高拱，自己担任内阁首辅，开始掌握大明朝的实质的最高权力，这一掌权，时间长达十年！
“大柄悉以委居正”后，张居正以诸葛亮为学习榜样，辅佐幼主，开始了历史有名的改革。
张的全面改革，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方方面面。尤其是在经济上开始着力扭转嘉靖朝以来的民穷财竭与边防松弛的局面。以隆庆五年为例，当年明朝全国的财政收入才二百五十万两，但是支出却高达四百万两。张居正认为，财政亏空到如此地步，首先开发财源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而要挽救财政危机，必须要从开源与节流两个方面下手，进行系统的整顿。
农业社会，增加财政收入，只能在土地上开源，张居正便启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兴修水利。潘季驯在张居正的支持下，筑堤坝三百多里，堵塞决口一百多处，用完备的堤防把黄河约束在原来的河道，以水攻沙，使河道畅流，解除了多年水患。同时改革税制，重新丈量土地，明朝时赋役以黄册为标准，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田赋和丁役，而在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已经非常严重，大地主拥有数量庞大的土地资源，但仍然把一部分赋税转嫁给农民头上，造成产去税存、赋役不均的弊病，这样一来更使得农民不堪重负。张居正命令全国重新丈量土地，清查*的田产，责成官吏追缴欠税，从而在一定程度打击了地方不法的豪强权贵，减轻了农民的浮税。
经过三年的清查土地，查出了大批隐瞒的征粮地，在这基础上，张居正正式推行他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明神宗万历九年，亦即公元一五八一年，张居正下令全国范围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一条鞭法”的内容在《明史·食货志》中有这样的描述：“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工。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未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简单的说，“一条鞭法”把力役合并为田赋征收，一律交纳银两，并且以州县为单位，计算服役数目，赋役银两的征收统统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种种弊病。这是中国赋税史上一次重大改革。“一条鞭法”的带来好处，除了统一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和官吏贪污的弊端，减轻了贫苦农户的负担。另外，因为役银由户、丁作为征收对象改变为以丁、田分担，也使得商人减轻了负担，赋役征银，即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反过来它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相对的放松了农民的人身控制，客观上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张居正除了经济上改革，同时也对政府机构进行整顿，他说：“国之安危，在于所任”，官吏的廉洁与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命运。他下令裁减部院诸司的冗官和各省司、府、州县官。并且对各州县的生员进行考核，严格控制地方生员，不合格的分别充吏和罢黜为民。
这样的做法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也整饬了士人的风气。张居正的政治改革，并非开创新的制度，只是想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提高官员的行政工作效率，所以他创立了“考成法”，督促公务，考核官吏。他让中央各部门，把待办的公务登记造册，分别制定一式三份的收发文本，用来留底，备注和送内阁查考，严格确立期限完成来往公事。按月考查，每年总结，凡是发现有拖延积压的公务，论罪处理，这样一来，让那些庸庸碌碌、敷衍塞责的官员感到了压力，从而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能。
神宗时期的外患，主要是来自北方的蒙古大军和东南沿海的倭寇。张居正在为了减轻边疆敌人对明朝的军事压力，选派戚继光等的得力的将领在边境地带“积钱谷，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积极练兵备战，重修边防要塞，这样一来不仅节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又达到了在边疆加强防御力量的目的。而在东南沿海一带，则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张居正当政的万历初年，基本上肃清了多年的边患，边疆一度非常稳定。
张居正的“改良运动”，效果越来越显示出来，嘉靖、隆庆时期，明朝的财政年年亏空，经过张居正一系列改革整顿后，已经出现盈余。太仓粟可支十年，国库也积金四百万两。《明通鉴》说：“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固然有些夸大，不过中央财政大为改观却是不容置疑的。军事上，张居正当政以前的“虏患日深，边事久废”的局面，已经改变。当时广东农民起义不断，张居正用稳定压倒一切方法，要求提督两广军务的凌云翼“大事芟除，见贼即*，勿复问其向背”，凌云翼在张居正的支持下，于四个月俘斩四万二千多起义农民。其手段之狠辣也是让人侧目。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死，明神宗朱翊钧亲政，对于从前张居正牵制他的权力记忆越来越反感。此时，曾经在张居正当政时被冷落和打击的官僚也纷纷攻击张居正，贪财蓄疑，贤奸杂用的朱翊钧便在张居正死后的九个月，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官秩，接着又查抄了张居正位于江陵的家。长子张敬修自*，全家被迫害致死的有十余人。张居正曾经提拔的官员一个个的被“斥削殆尽”。张居正的改革主张，也大多被取消。
此后不久，神宗朱翊钧沉湎于奢侈腐朽的生活之中，不理朝政，不见群臣，甚至连“太庙亦不亲祭”，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愈加激烈，而明王朝则在他的折腾下也渐渐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