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幕府建立以后，德川家族极力把他们的意志凌驾于从重新统一国家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200个左右的大名之上。德川秀忠从丰臣秀吉的遭遇中吸取了教训。1617年他规定任何一位大名都必须宣誓效忠于德川家族，作为回报，德川秀忠发给大名授权文书，规定他们的财产额，授权他们进行统治。
由此，以前的“国”在名义上虽然继续存在，地方行政的有效单位却变成了大名的领地(藩)。同时，幕府宣布有权将大名转封他处，有权减少大名的封地，甚至没收惹是生非或无能的大名的领地，对有功劳的部属则奖励新领地或加封。
德川秀忠
前五代德川氏的幕府将军在权力的把控上都显得气焰逼人，他们以或真或假的过错剥夺了213个大名的全部或部分领地，把172位部属提拔为大名，又把281个大名转封到别的领地。在日本近世早期，约有540个武士家族被提升为大名，大名的总数在任何时候都维持在大致250个至280个之间。
幕府根据大名和德川家族关系的亲疏，把大名分成不同类别。最接近德川氏首脑的是23位德川家康的直系或养子的后裔，名为亲藩(兄弟家族)。其中纪伊、水户、尾张三地的藩主组成“御三家”，他们的后人在将军死后没有合适的直系继承人时，可以出任将军。幕府对于他们的绝对忠诚确信无疑，把物产丰富的关东地区和其他军事要地赐封给他们。亲藩大名统治着富裕的领地，他们的村庄每年生产总计约5万石的水稻，而御三家掌管着更大的领地，估计年产水稻分别为619000石(尾张)、555000石(纪伊)、350000石(水户)。
五代幕府将军德川纲吉时代三类大名领地分布情况
地位次于亲藩的是谱代大名，有150人左右。他们的藩主曾是德川家族的家臣或结盟大名，其中大多数人曾经在关原之战中同德川家康并肩作战。他们与德川家族之间是臣属或结盟的关系。谱代大名的领地年产水稻量大部分介于10000石和100000石之间。幕府把值得信赖的结盟大名安置在全国各个重要地方，以消除任何侵害幕府利益的潜在威胁。
第三类大名称之为外藩大名或外样大名。而一百多个外藩大名取得地位有些是靠自己，有些则是因为曾托庇于织田信长或者丰臣秀吉，他们中的大多数直到1600年之后才向德川家族宣誓效忠。对于这些“见风使舵”者，德川幕府估计，最好的可能是他们保持中立，而最坏的结果是他们对德川的权威怀有敌意，因此一般把他们留置在他们在日本列岛的偏远的老家。
无论大名处于何种地位，他们都必须臣服于幕府的各种权力。幕府不直接向大名征税，但幕府可以要求各类大名服军役，而且可以让大名出人力、物力、财力兴修德川氏的城堡，或者从事公共工程的建设，如筑路或修路。除了加于贵族、僧人的那些规定措施之外，1615年幕府还颁布了《武家诸法度》，规定“法律为社会秩序之基础”，大名的婚姻和继承，以及新造或修补城堡都必须经过幕府批准。其他的法令限定大名只能拥有一座城堡，并详细规定了每位大名属下武士和其他军队的确切数目。
江户幕府发布的规定大名职权的《武家诸法度》
尽管幕府咄咄逼人地逐步确立了对大名的控制权，但是大名在各自的领地内还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管理内部事务的特权。实际上，大多数大名都喜欢把他们的领地想象为自治的小国家：他们可以傲慢地对忠诚的武士团发号施令，他们守卫各自的边界，监视宗教机构，随心所欲地向农民和商人征税，随时发布自己的法令，只要他们自己认为有必要就施行严刑峻法，他们鼓励有益于当地经济的商业企业，为了维护和平可随意干预领地内居民的私人生活。
在领地内，每个大名都拥有单方面的权力，可以禁止人们外出旅行、迁离故乡，甚至不准举办他出于任何理由认为无法接受的节日或宗教庆典。大名是有相当身份的人物，但是正如某位学者指出的，他们的“自由决定权只是某种程度上的自由”。通过要求大名宣誓效忠、没收或改封大名领地、颁布法令规范大名行为，以及限制大名军队的规模和使用，前三代德川氏幕府将军已经非常清晰地表明：大名只能在他们的许可之下存在。而且，无论大名能在多大程度上自由统治自己的领地，德川家族都希望他们的统治方式能和幕府保持一致。
统治日本近三百年的德川家族家纹
1635年修订后的第二个《武家诸法度》要求大名“诸事唯江户法令是从”。结果，虽然大名自治在近世早期依然是政治体制重要的合法组成部分，但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大名“已不再是他们自己家的绝对主人”。
大名们没有理由不明白德川幕府的意思。他们通过效忠和听命于将军，得到了幕府对他们的存在和领地范围的认可，德川家族的统治也保证了他们的安全——经历了几代人的战争之后，大名们不再害怕邻居的侵略，而且当他们的领地遭受台风、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袭击时，幕府通常会为他们提供粮食、借贷和其他援助。
显而易见，幕府政权也得益于这种双重的统治体制。如果没有领地占全国将近四分之三土地的大名的合作，江户幕府的统治就不可能成功。最终形成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纠结，巩固了纷繁复杂的将军与大名之间的关系，也巩固了江户幕府时期的社会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