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时，她作为陪嫁，跟随京兆公李朝威的掌上明珠李蕙仙嫁到梁家。风华正茂、才气纵横的梁启超嫌她的名字“王来喜”太俗，随口改成“王桂荃”。她虽不明白“桂荃”和“来喜”有什么不同，却满心欢喜，因为她早听说过她家姑爷是极有学问的人。她聪明勤快，识大体，深得主人欢心。17岁时，在女主人李蕙仙的主张下，她和梁启超圆了房。但当年梁启超和谭嗣同一起创办了“一夫一妻世界会”，他不能自食其言，因此，连小妾的名分，他都无法给她。但她心甘情愿，在为他生下9个孩子后，仍然不向他索取自己应有的名分。
野百合也有春天，花样年华的她怎么会没有爱情？梁启超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在她的心里，他无异于仰止的高山。她爱他，能陪伴他，为他生儿育女，就是莫大的幸福。没有所谓的“共同语言”，不能“夫唱妇随”，她就把心底的爱，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诠释。
在家中，她不辞辛劳地侍奉双亲，照顾他和他的妻子，养育他的儿女。梁启超偶尔心情好，会教她读书识字。她冰雪聪明，很快就能看书读报了，甚至学会了写信。戊戌政变失败后，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人，梁启超只得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她也跟随他来到日本避难，并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凡家里对外联络方面的事，大都由她操办，这使她开阔了眼界。梁启超流亡海外13年，主要靠卖文维持生计，过得相当清苦。李蕙仙是千金小姐，又体弱多病，家中大小事务，便全都由她操持掌管。她把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安排得妥妥帖帖。有一年，李蕙仙生的孩子染上了白喉，她守护在医院里，衣不解带，日夜不离左右，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而此时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染上了白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她分身乏术，女儿终因护理不周而夭折。她很伤心，偷偷地躲在卫生间里边洗衣服边痛哭流涕。
她爱得那么卑微，直低到尘埃里；她的爱又那么纯粹，在万物的低处，抵达繁盛的高贵。
正是有她这样的爱，梁启超才能在晚清政坛大展拳脚。他毅然拒绝袁世凯20万银票的封笔费，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世凯称帝。他主张光大中华传统文化，用东方传承的文明来拯救世界，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1924年，李蕙仙因乳腺癌去世，梁启超悲痛万分，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寄托对夫人的哀思。王桂荃百般劝慰，悉心照料，努力抚平他的心伤，同时也细心照顾他的孩子，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可是，五年后的冬天，他也撒手人寰。临终前，他拉住她的手说：“对不起，让你受苦了，孩子们就拜托给你了。”她的泪夺眶而出，却坚定地说：“先生放心，孩子们有我呢！”
梁启超没留下多少遗产，却留给她9个尚未成年的儿女，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只有4岁半。她成了梁家的顶梁柱。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不以为苦。他临终前的托付，对她而言，是责任，更是信任，她没有什么遗憾的。爱他，就要按他的意愿，抚养孩子们长大成人。
她豁达开朗，从不抱怨，称一大群孩子是她可爱的宝贝。她千方百计地让孩子们多读书，孩子们做了错事或不认真读书，她总是用温和而朴素的话教育他们。多年后，子女们回忆起她，都说一辈子也忘不了她的话：“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们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子女们不顾梁启超的忌讳，称呼李蕙仙为“妈”，却发自内心地称呼她为“娘”。李蕙仙的大儿子梁思成曾动情地说：“娘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于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她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磨难和考验，独自把孩子们抚养长大，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说，她的勤奋坚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也成就了这9个子女的人生。他们成年后皆为才俊，其中三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小儿子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举步维艰，但是她仍竭尽所能地为他争取到赴美国留学的机会，变卖仅剩的一点家产，又不惜放下脸面向老友借贷，凑足400美元作为去美国的开销。新中国刚成立，梁思礼匆匆回国，白发苍苍的她亲自到天津码头迎接，因为没有确切的归来日期，她在寒风凛冽的码头整整守候了半个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小老婆，她的家被抄尽，与孩子们四散分离，风烛残年的她被遣送回乡下。1968年冬天，她在一间阴暗破旧的小屋里孤零零地走完了82年的人生。死后3天，好心的乡亲们才偷偷找了一张破席，草草地把她埋在山坡上。几年后，山坡因另作他用被夷为平地，她的埋骨之处也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的儿女们找来，只能顺着乡亲们所指，在平地上，于想象中，在她杂草丛生的坟前哀哭。
后来，在北京香山漫山的红叶林里，梁启超和妻子李蕙仙的合葬墓旁，儿女们为她立了一块卧碑，碑后植一株白皮松，碑上刻有她的名字——王桂荃。
人世间的爱姹紫嫣红，风情万种，一个“情”字可以让人上天堂，也可以让人下地狱。但有一种爱卑微而无私，像深谷里的野百合，纯净又高贵。 （来源|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作者|施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