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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苏祐巡按宣大,立即就遇到了大同兵变,巡抚被扣,总兵被*。总兵被乱军*害,反映了嘉靖年间大同总兵尴尬的处境。
大同为明朝九边重镇之一,控塞扼垣,担当着拱卫京师、防御蒙古部落的重任,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在边镇防守体系中,总兵的地位却非常尴尬,逐渐由边区军务最高指挥,演变为直面死亡的作战前锋。
明初实行世袭卫所制度,军事指挥权与军政管理权分离,将归府、兵归卫。到了明中期,伴随商品经济发展,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卫所制开始破坏和瓦解。为了巩固防御力量,明廷开始在边镇设最高军事指挥官总兵。总兵的出现,改变了练兵将领不指挥作战,指挥作战将领不管练兵的问题,提高了军队战斗能力。
到了南倭北虏的嘉靖朝,北边形势非常严峻。总兵作为边镇最高武官,作用理应在边防戍守中更为关键。但明朝于总兵之外,设置重重监督者,让总兵职权大范围缩水,总兵唯一能做的只剩带领士兵参与战斗。更为尴尬的是,总兵权力虽急剧缩小,但依旧直面兵卒诉求。一旦兵卒因待遇不满哗变,总兵生命安全就面临直接威胁。
首先分割总兵权力的是镇守太监。永乐时期,明成祖就派宦官监督各地军防。后来,宦官在专征、监军、分镇各方面取代了总兵,宦官开始行使总兵权力。到明宣宗时,形成镇守总兵和镇守宦官两套指挥系统。各边镇镇守宦官拥有监督军事将领、协助军事行动、整饬军纪边防大权。实际上是各地总兵的“总兵”。
在太监之外,凌驾总兵之上的还有边防巡抚。巡抚初设仅为督理税粮、总理河道、抚治流民、整饬边关,后逐渐偏重军事。他们拥有军事活动决策参与权,并且拥有进京述职权力,可以监督总兵。巡抚与总兵略有分工,凡城堡不修、粮饷不给,罪在巡抚；御虏入寇、地方失事,责在总兵。
到了后来,巡抚和总兵成了完全上下级关系。总兵御虏有功,则会得到巡抚奖赏。总兵御虏不利,巡抚会弹劾总兵,并将责任推其身上,如“巡抚御使江睿以大同失事,劾总兵祝雄等乞付法司”。再如李蓁因为御虏怯懦,而被巡抚参劾,后被逮入锦衣卫治罪。久而久之,巡抚甚至可以公然诬陷总兵。如巡抚贾启因私怨弹劾总兵周尚文,使其三子被发配戍边。嘉靖后期,巡抚总兵关系不相和谐,各树私党,已经是家常便饭。
在太监和巡抚之外,还有高高在上、节制数镇的高级官员——总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明廷开始设置总督,以解决各镇总兵观望推诿的问题,加强各镇军事行动上的协调。总督权限超越巡抚,更远超总兵,成为明朝国防前线上的军区负责人。
嘉靖朝总督之权以军事为主,如遇进攻可以调动军队、指挥总兵,进行抵抗。嘉靖二十八年,蒙古部落入掠宣大,总督翁万达上疏“当以大同帅周尚文率领精锐暂代宣府帅以扼虏冲”。除了督理军务,军队给养也由总督控制。军务治理得当,总督会受到嘉奖,此时总兵也会受到连带奖赏。例如:“嘉靖二十七年,宣大山西修边工完,上以总督翁万达经略有功,荫一子入监读书,仍赏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升巡抚詹荣、杨守谦,总兵周尚文、赵卿、王继祖各俸一级,赏银四十两,彩段三表里。”嘉靖二十四年,总督翁万达、总兵周尚文、巡抚詹荣严兵备阳和,遣骑四处出击,颇有*获。上嘉万达等功,各赏银币,仍赐敕褒奖。
总督和巡抚构成了军事决策圈,总兵被排除于圈子之外,只负责带兵作战。一旦战场失事,总兵还会遭到参奏,被逮至锦衣卫治罪。甚至在总督巡抚太监之下,还有巡按御史等各类监察官盯着总兵的一举一动。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权力。
嘉靖朝大同总兵,许多人就因一次防虏失事而被御史参劾,被免职落魄而终。总兵朱振在平叛大同叛卒期间,有保全主帅之功。但嘉靖六年,他因防虏失事而被巡按御史弹劾。朱振因此被革职,六年后终因锦衣卫拷讯而发愤自*,下场极其悲惨。又如彭瑛“嘉靖十一年,虏入寇大同,防御不利,得旨原卫闲住”。鲁纲“嘉靖十五年,虏犯大同,御史乔复劾状……总兵官鲁纲革职”。相较下狱身死,革职赋闲还算轻微处罚。
除了自己人的掣肘,大同总兵还要面临死亡的威胁。先是两次大同哗变,被*的都是总兵。嘉靖二十九年,蒙古骑兵引诱大同总兵张达出城至埋伏处。总兵张达、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全军溃败。两年后,蒙古骑兵再度进犯大同,总兵仇鸾出击兵败,不久忧惧病发而死。
再一年,蒙古骑兵一万人进犯大同。巡抚赵时春出战,伏兵四起,全军尽没,总兵李涞战死。第二年,大同总兵岳懋出兵迎敌,寡不敌众,力屈而死。嘉靖三十七年,蒙古两万骑兵入侵大同,*死总兵汪渊等人。
大同总兵负责全镇防务,不管哪里出现警报,都要亲临前线*敌,甚至血洒疆场。在北患严重的嘉靖朝,大同总兵受伤乃至战死非常频繁,成为当时人人害怕的高危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