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作者张嵚。
上回我们说了朱元璋的儿子主标。可点击：。
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五万贯，米五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
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了“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基业已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
而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五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九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
对于这九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也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早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受命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长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更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
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贰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十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九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十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
但这时的朱元璋是意识不到的，生性猜疑的他，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
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朱元璋更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
（还记得《穿越时空的爱恋》里的秦王吗？这人就是朱樉）
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却不法行为甚多，在其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却遭朱元璋严惩，但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最终得以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贰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
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却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反成就了朱棣的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
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早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二十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二十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但朱纲却并不收敛，反而日益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还要交每年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三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
当然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但在当时，却恰如韩宜可弹劾他的奏章里所说“祸民甚巨。”朱元璋后宫的宠妃时常得其厚赐，常对朱元璋讲晋王“贤明”。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
（如今的太原城）
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尤其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正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找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也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三月，终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
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在对待藩王时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
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