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_ 司马光题跋全身像
- 八仙过海 各显神勇
尽管扬州和纽约交集很多，不过两者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纽约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着全球40%的财政资金。纽约证券交易所市值超15万亿美元。当地的服装、印刷、化妆品等行业，位列全美首位，机器制造、军火生产、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业，也在全美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纽约的经济结构是多位一体全方位的。
反观扬州，经历了唐宋时期的高速发展，扬州进入了经济转型期。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钧在两淮推行食盐纲法。朝廷以“根窝”的名义，向盐商出售食盐专卖权，为国家赚取了大笔的盐税。而贩盐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扬州下关，成为扬州的特殊群体。
上图_ 《扬州画舫录》中将盐商称为“盐凯子”
至清中叶，朝廷每引食盐的批发价为12两银子，盐商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贩运食盐，转手之间就能赚取至少25%的利润。此时，正值人口大爆炸，食盐出现了供需两旺的态势。盐业的崛起，使其与航运并驾齐驱，成为扬州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支柱。
五十年内，盐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场中，售出了700万引食盐。盐商手握根窝，剥削劳力，盐利超过了五成。有官员感叹：“淮商资本充实者以千万计，次者以数百万计。”盐商的实力可见一斑。从经济结构上看，扬州和纽约不尽相同，航盐并举是扬州的主要发展模式。
上图_ 清朝宣统年间的 盐引
- 落其实者思其树
持续兴盛一千多年之后，扬州的危机开始显现。最直观的表现来自于长江。唐朝时，长江在江苏靖江和江阴一线奔腾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现在宽阔很多。中唐诗人李绅有文为证：“潮水旧通扬州郭内”。足以证明当时海船是可以开到扬州城下的。随着入海口的不断延伸，扬州丧失了在长江上原有的区位优势。
接着补刀的是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交通大动脉，大运河贯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决口，冲决运河堤岸，南北河运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运，以此形成定制。河运的瘫痪，造成扬州交通重镇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运崩盘在即，盐业颓势已现。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轰动一时的“两淮盐引案”告破，原盐政高恒、普福、盐运使卢见曾绞监候，就连翰林学士纪晓岚也涉案发配了。经此打击，两淮盐业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两淮盐场由二十家减至十二家。
上图_ 清朝的扬州风景图
道光年间，官盐矛盾更为突出。盐商拖欠盐税、以次充好、夹带走私，导致府库空虚、腐败严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为两淮盐政，力图改革盐政弊端。陶澍实施“官督商运”和“加斤减价”的方法，革除盐商夹带逃税的陋习，同时在淮北推出“票盐制”，盐业由盐商专卖转变为自行贩卖。两淮盐政改革八年后，陶澍不仅追回了当年大笔欠税和公款，还使盐价下跌，税收缓增。
票盐制直接打击了盐商的现实利益，陶澍称：“查淮商向有数百家，近因消乏，仅存数十家，且多借资营运，不皆自己资本。”作为官盐贸易的中心，扬州同样受到了牵连。航运和盐业的相继扑街，扬州衰落已成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