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正在上海求学的徐悲鸿，突然收到家中急信：
“父病危，望速归！”
简单到无情的六个字，让17岁的徐悲鸿如遭雷击。
收到家信的他，甚至顾不得收拾行李，便急忙赶回了江苏宜兴的老家。
上海到江苏的路途不算遥远，但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中，徐悲鸿却屡遭波折；一路上，他不知暗自祈祷了多少次，只盼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可当徐悲鸿风尘仆仆赶到家中时，却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厢房的门窗上，贴着阿姐们剪好的囍字，亲戚们也纷纷登门，帮忙打扫庭院和采买结婚用品。
他转身跑到父亲的房间，只见父亲正在卧床休养，身体抱恙的他，神情尽是喜悦之意。
此时的徐悲鸿才知道：一切都是骗局。
从上海火速赶来的自己，正掉进一场包办婚姻的困局中。
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年满17岁的徐悲鸿，无论情不情愿，都要束缚在父母的包办婚姻中。
这样的故事，也注定了徐悲鸿的不甘和厌恶。
旧时代的女子们，命运多如浮萍般身不由己。
如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鲁迅的妻子朱安，都在空亡的名分下承担着家庭责任，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丈夫，得到的却是冷漠和鄙夷。
在这场被父母精心筹划的婚事中，徐悲鸿的原配更是如此。
在徐悲鸿的一生中，她甚至是没有名字的存在；可得不到丈夫温暖的她，依旧逃不过传宗接代的责任。
她为徐家诞下长子，可这个孩子带给徐悲鸿的，并非是初为人父的喜悦，而是深深的厌恶和冷漠。
只因他厌恶包办婚姻，厌恶大字不识的妻子，出于报复和叛逆的心理，他故意给这个无辜的孩子，娶了个晦气的名字“劫生”；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名字带来的劫难，既然在7年后全部应验。
纵然悔不当初，但这些悲剧，却是徐悲鸿一手造成的。
徐悲鸿，原名徐寿康。
他的父亲徐达章是个教书和作画的先生；在家庭的熏陶下，年幼的徐悲鸿也和父亲般，自小学习画画，对于这种色彩艺术，产生了抹不掉的好感。
13岁那年，徐悲鸿跟随父亲游转四方，以卖画赚取一些薄财，勉强维持家用。
转瞬即逝的3年时间里，徐悲鸿跟随父亲走遍了乡村的小路，看遍了无数人情冷暖。
也是感慨年少多艰，他便取苏轼的“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悲鸿踏雪泥”中“悲鸿”二字，为自己改名，以求自己如鸿雁展翅般，扶摇直上。
16岁那年，徐悲鸿决心革新中国画，希望剔除中国画旧有的腐朽气息，引入崭新气象。
为了追求艺术，他独自前往上海，以半工半读的历练，汲取西方画作的精华。
如果没有那场弄巧成拙的骗局，徐悲鸿的人生是否会换了模样，答案不得而知。
但包办婚姻，却是那个年代中，无数才子逃不开的宿命。
对徐家父母来说：他们太了解儿子的个性，知道娶妻生子的重任，根本入不得徐悲鸿的眼睛。
也是因此，父亲身体抱恙之际，只得谎称病重，来骗徐悲鸿回家。
此时的徐家父母，也为徐悲鸿挑选了一个“家世清白、裹著小脚、温柔贤惠，恪守三从四德”的妻子。
可这样的安排，对徐悲鸿来说，无疑是人间炼狱。
他一生向往自由，对于旧封建社会里、那些束缚人的条条框框极为抗拒。
“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画室中的这八个大字，便是他反抗封建主义旧观念的决心。
但如此自由不羁之人，也有自己的软肋。
身为人子的徐悲鸿，根本无法做违逆父母的事情；特别是旧乡村内，不遵守父命，意图脱离包办婚姻的人，总会被无形排挤，被其他乡里人所敌视。
逼仄而无奈的现实，让徐悲鸿不得不妥协；17岁的他，带着“悲愤而屈辱”的情绪，走进了这场包办婚姻。
恰恰是这样的困局，让他认定自己的人生就如白纸，却因包办婚姻沾染了污渍，无比刺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