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23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徐悲鸿应邀参加，尽管他的身体很衰弱，但还是抱病坚持参加会议，并很早就到了会场，期间一直没有离开过。
这一天下午周总理在会上做《政治报告》的时候，徐悲鸿就坐在主席台上聚精会神地倾听周总理的报告，到了中间休息的时间，徐悲鸿等人陪同周总理到了休息室略作休息。
看到徐悲鸿遮掩不住的疲态，周总理很是担心，他试图劝说徐悲鸿不必坚持听完，可以提前退席回去休息，毕竟他身体情况摆在那里，谁也不会说什么。
然而此次大会意义重大，周总理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执行总路线中目前的国内外情况和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大会意在号召文艺工作者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而一直将艺术视为生命的徐悲鸿又怎么肯中途离开呢？
他是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最后的。而且当天会议结束之后，徐悲鸿又去国际俱乐部参加欢迎波兰代表团的宴会，这样的工作状态其实原本对于一个58岁的人来也不算什么，但徐悲鸿当时身体情况很不乐观。
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徐悲鸿突然感觉到了不适，他呼吸急促，脸上也开始冒冷汗，旁边的一个女干部发现了徐悲鸿的异样，赶紧将徐悲鸿扶到了休息室里的沙发上，然后迅速通知医生和救护车前来，此时徐悲鸿已然左半边肢体瘫痪了，身体的痛苦让他不断*出声。
急救站的两位医生赶来为徐悲鸿看病，知道这是突发脑溢血了，北京医院的救护车也急急赶来，等大家将徐悲鸿抬上救护车之后，救护车迅速赶回北京医院。
尽管从发病到送到北京医院，中间间隔的时间很短，但徐悲鸿身体被掏空得很厉害，病势汹汹，等到达北京医院的时候，徐悲鸿已经陷入了昏迷，医护人员迅速就位，从手臂上放血，将冰袋放在头部，又注射强心针……
一系列抢救工作很迅速，然而却收效甚微，徐悲鸿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之中，生命已然进入了倒计时。
在接下来的两天三夜里，妻子廖静文一直守在徐悲鸿的病床前，一直祈祷着徐悲鸿能够醒过来，和她说上一句话，或者只是对她笑上一笑。
然而这对于她来说早已经变成了一种奢侈，徐悲鸿一直不曾真正醒过来，开始是昏迷，后来能睁开眼了，但除了身体的疼痛，他已经感知不到外界的一切，眼珠都是呆滞的，根本无法回应廖静文的呼唤。
明明他们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却仿佛隔了跨不过去的山海，咫尺天涯，深深地刺痛了廖静文的心，她害怕徐悲鸿就这样离开。然而怕什么来什么，1953年9月26日深夜2点52分，徐悲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廖静文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她扑到徐悲鸿的身上，紧紧地抱住徐悲痛渐渐冷却的遗体，失声痛哭起来，然而抱得再紧、哭声再大，也无法让徐悲鸿再睁开眼看一看这个世界。
很快，徐悲鸿的遗体被盖上了白布单，然后推进了太平间，在太平间里，廖静文亲自为徐悲鸿换上了新衣服：崭新的灰色斜纹布中山装和皮鞋。
这与9月23日徐悲鸿去参加文代会时所穿的衣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他穿的是一套洗得褪了色的灰布中山装和一双从旧货摊上买来的旧皮鞋。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艺术大师、画坛巨匠，会生活的如此俭朴，实际上，这并不是徐悲鸿某一时期的俭朴，而是一生的俭朴。
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屺亭桥镇的一个普通家庭，其父徐达章是一个私塾先生，还给人家画画以补贴家用，尽管生活不富裕，但好歹过得去。
后来徐悲鸿13岁那年，家乡被洪水淹没，徐达章带着徐悲鸿离家开始了江湖流浪式的卖画生涯，他们去过很多地方，却难以赚到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后来徐达章患病，两人不得不结束了流浪生活，回到了家乡。
为了给父亲治病，徐悲鸿披星戴月用双脚丈量大地，辗转三个学校教画画，但省吃俭用尚不能留住父亲，等父亲去世之后，他借钱埋葬了父亲，然后离家去上海寻找发展。
然而上海的繁华与他毫无干系，他像是一个孤儿、一个城市流浪人，失业、饥饿和贫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比起同龄人要明显瘦小得多，后来他终于有机会出国留学，去日本、去欧洲公费留学。
在留学期间，他半工半读，但即便如此，对艺术的追求让他不惧生活的艰苦，尽管生活已经很艰难了，但他宁愿住陋室、忍饥挨饿甚至不惜借钱也要购买大量的复制品画片和艺术品。
再后来回国工作和创作，名气渐渐大了，卖画所得的钱大部分用在购买字画、支持抗日救灾、救济朋友和穷学生上，所以尽管他笔耕不辍，一生画了几千幅字画，但他自己依旧过着贫困的生活。
不过物质生活的贫困丝毫阻止不了他对于精神食粮的追求，他一生视艺术为生命，即便生活拮据，但每每看到房间里塞满的各种字画艺术品以及收藏的几十箱字画的时候，他就会感到无比的满足。
即便是建国之后，他依旧过着清贫的生活，连他自己穿的皮鞋也是到旧货摊上去买，而不肯多花一分钱去买新的。
徐悲鸿病逝后，廖静文将他身上的旧衣服和旧鞋子换了下来，换上了好几年没有买过的新衣服和新鞋子。
在将旧衣服收拾起来时，廖静文还从徐悲鸿的旧衣服口袋里掏出了那块已经戴了三十余年的旧怀表，还有三颗水果糖，那是徐悲鸿从宴会上带出来的，他想带回家中给妻儿吃，但最终他也没有机会掏出来，这是他留给妻儿最后的爱。
廖静文看着那三颗糖，眼中的泪又止不住流下来，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又不能不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她去做，首要的就是徐悲鸿丧事的处理。
9月26日下午开始，陆续有人到医院吊唁，这其中就有周总理。
周总理怎么也没有想到，文代会一别，再次听到徐悲鸿的消息，竟然是噩耗，他的心情极为悲痛，于公来说，徐悲鸿的病逝于文化界乃至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于私来说，周总理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朋友，这如何能不让他悲痛？
当周总理安排好手头的工作去到北京医院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徐悲鸿静静地躺在天平间里，透过已然修饰过的面容，周总理想到了他们最初相识的时候。
他们最初相识于法国巴黎，1924年，留学法国的*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凭吊死难的英烈，在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了不远处正在专心致志写生的青年学生徐悲鸿，异国他乡遇到自己的同胞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上前打招呼，两人一见如故。
尽管*是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才到欧洲留学，而徐悲鸿是为着艺术而争取到了留学欧洲的资格，他们的目的不尽相同，但信仰却是一样的，即爱国爱民，因这，献身革命的*和献身艺术的徐悲鸿成为好友。
后来两人相继回国，*投身革命，为人民的解放和革命的胜利而艰难的战斗着，而徐悲鸿投身艺术，在发展祖国美术事业的基础上，为祖国为民众贡献他的力量。
徐悲鸿是真的视艺术为生命，他为学画、为创作、为抢救我国古代优秀的绘画作品以及发展祖国的美术事业孜孜不倦了一生，但他又不是单纯将全部心力都用在了艺术上，他的心中有大义，装着国家和人民。
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他为宣传抗日和为抗日救灾筹款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也是在这个时期，他的创作达到了顶峰，有大量的作品现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