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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斌，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以清廉刚正、敢言直谏大名于顺治、康熙朝。
其祖籍河南睢阳县，生于明天启七年十月二十日(1627年11月27日)，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687年11月15日)。
1、坎坷的科举之路其家世为“阀阅旧族”，明末时已衰败，乃至城宅田园尽为豪绅占夺。其父恪守家法，课子甚严。汤斌八岁入塾，因恐有辱先人事业，“遂笃志圣贤之学”。
十五岁以前，他已读完《左传》、《战国策》、《公羊》、《史记》、《汉书》等书。明崇祯十四年（1641)应童子试，文章拔置第一。
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农民军攻占睢阳，州民开门迎纳，汤家和城内富户避难城外，其母死于战乱。后全家逃至河北，靠父亲“舌耕（教馆）以养”。
转年，汤家又南迁至浙江衢州，闻农民军已攻破北京，只得暂寓居衢州山中，伺机北归。汤斌自幼苦读成癖，动荡生活并未改变其读书习惯，每晚都读至夜深。
入清后，他曾至南京应试，七试皆榜首。后因当时战事繁纷，清廷财力不敷，令举子纳军需银数十两方准与试。汤斌无力纳银，只得暂弃科举念头，继续随家流浪，直至顺治二年(1645)时，全家才从江西鄱阳湖返归故里。
自此，他朝夕攻苦，无书不读，尤肆力于经史及宋儒之书，锐意科名，后在乡、州、府试中连连中捷。
在顺治六年(1649)的会试中，该科总裁洪承畴和宁完我十分赞赏其文章，“以尘外相期”。汤斌饱读经史，醉心于上古三代的治迹，认为宋儒学说承祧了孔孟之道，舍此无以治理社会，便遵循古训，以阐扬理学为己任。
另一方面，在清初的战乱之中，他饱受颠沛流离的痛苦，阅尽民间疾苦和贪官污吏的暴戾。这又铸就了汤斌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性格和体恤民情、主持正义的思想。
顺治九年(1652)，汤斌取中进士，授宏文院庶吉士。但他并不汲汲于名利，自甘清苦，所住邸舍不避风雨，潜心时改，留意古今治道，散馆时以《政贵知变论》使朝中人刮目相视。
认为清初各种法度的制定，应借鉴古人，根据时地的不同情况而变通。
不久，清廷议修明史，汤斌大胆疏言：
“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宜命纂修诸臣勿事瞻顾。”
疏上，大学士冯铨、金之俊立即攻劾其“奖逆”，几乎酿成大狱。后经顺治帝亲自召见南苑。
2、为民请命的清官顺治帝评其“品行清端，才猷赡裕”，以得职衔加一级用，补潼关道副使。
潼关自古为用兵孔道。明季战乱之后，城内居民不过十数家，而“伐叛”之师一年中数至，驿递、粮秣、军需等物资供给匮乏，加之官吏敲剥、兵土掠夺，百姓困苦已极。
凡有清军过境，他皆与主将约法：
“部文所需有不给者，公请劾我。若额外动民一草，我亦当论公。”
一次，总兵陈德调湖南，“军士八千，家累满万”。过潼关时，陈以母病为由欲暂驻，遭拒绝后又强索行军用车五千辆或折银自雇。汤斌派人侦知其用车不过二千辆，遂巧设计谋，如数集齐车辆藏匿起来，然后摆酒相邀，提出“以人量车”，凡兵士家眷坐满为一车，即驰出城外，尽出为止。
陈不知为计，便欣然与汤斌坐城门上饮酒观看。漏下四鼓，陈德所部兵员眷属尽出，用车尚不足两千辆，陈见状悔之已晚，只得怏怏上路。不久军士哗变，将其焚死。此后，官军过境“皆肃然莫敢犯”。
一年后，清廷考绩官吏，潼关城中流民归者已逾数千家，关中地区以汤斌为最。考官询其由，他答道：“吾惟于保甲、乡约、义学、社仓四者加之意而已。”
又汤斌施政重变通，推重唐文宗时的名臣崔郾“初治陕不鞭一人，即迁鄂而严刑不贷”，因时地而制宜的做法。
因此，当他在顺治十六年(1659)升任岭北道参政时，根据赣南战乱情况，审时度势，设伏大败明旧将李玉廷，有效地阻止了海上渔民军，使这一带局势尽快稳定下来，深得清廷褒奖。
3、20年潜心向学汤斌勤于职事，初至赣的三个月间，理清积案八百余件，劳累成疾，于是年底告病乞假归省。
他莅位时仅带仆从二人，马一匹，去职时竟穷至归途盘费无措，将马匹卖掉才勉强返回故里。
汤斌居家读书近二十年，潜心宋明理学，广泛涉猎了各派的观点。
康熙五年(1666)冬，他闻知理学大师孙奇逢讲学苏门，便赁驴造访，深以其调和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主张为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