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得意弟子走了，《天书》不再为没人读
2018年，段晴访问巴基斯坦真纳大学。图片/受访者提供
段晴：季羡林最骄傲的学生走了
沃伦·记者/倪伟
发表于2022年4月18日第1040《中国新闻周刊》
我该怎么介绍他呢？国际权威历史语言学家、西域天书破译者、季羡林的寄予厚望的弟子、冬日里爱美的女人、热爱运动的北京老太婆，同时也是病人。
在西域的全球历史上，很容易介绍他，直呼他的名字即可：段晴。就像他的老师季羡林一样。
3月26日上午，68岁的北京大学西区历史语言学家段晴在与癌症抗争7个月后在北京去世。充满奇怪字符的大脑停止了思考。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是段晴的同事、老朋友，相识40多年。段晴离开后，他感叹中国多年来可能没有其他人来翻译丝绸之路的古老语言。
“没时间玩”
历史界的同仁记得段晴总是说：我很钦佩他，但我看不懂他的文章。
很多人想知道段晴懂多少种语言。答案：不要问我知道哪些语言，而是问我知道多少个语系。他的学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绍勇给他算了一笔：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你看，从欧洲到亚洲的路上，除了特殊的角落，有些他只是涉猎过一些语言。
去年，他又打破了另一种“死语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胡适档案馆中发现了两份古代文献的两张照片。该文献于1929年在新疆图木苏克佛教遗址出土。它是用未知语言写成的。当时，这些照片在名人手中流传。他们还试图在欧洲和美国寻找翻译，但都失败了。90多年后，段晴破译了两份文件。他发现这份文献来自史*载的“斯图德王国”，而斯德是一种已经消亡了一千年的语言。
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钰琪表示，段晴关于德国历史文献解读的文章对于丝绸之路研究和国际历史语言学界来说是一场小地震。本文首发于朱钰琪主编的《西域文史》。有外国学者看到英文摘要，立即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只是为了阅读段晴的文章。
而对于段晴来说，这似乎只是一件小事。
在朋友眼中，相比于他的学术地位和职业困难，他的性格显得很踏实。一起出去调查的朋友回来翻照片，总能看到她各种路过的照片。在新疆，他用刚学会的一些维吾尔语和一位老人聊天，老人说累了。
段晴离开后，学生张兴发现，与老师为自己做的相比，学生们为他做的事情少之又少。就在出国留学的时候，段晴需要找一些资料，他就赶紧写邮件给他们：帮我查一下，我现在就写，尽快完成，越快越好！
直率继承了他的恩师季羡林。他曾说过，“季先生和恩梅里克教授都是很直爽的人，他们知道时间的宝贵，所以没有时间去玩。”
直子很纯真，不粗心，只要和别人在一起，他总是很照顾自己的感受。有一年，他带着学生考察和田考古遗址，并在沙漠里过夜。被子很薄，大家都很冷。多年来，他常常带着自责的心情回忆起这件事。
在社会上，他也是一个谨慎的人。一个菜摊老板曾得到段晴的帮助，送了一些蔬菜来感谢他。他对摊主说，我的生活比你好，你就别想我了。认识他40多年的王邦伟弟兄回忆说，“说这句话是典型的段晴语气。”
四分之一学生
住院期间，学生张星给段晴买了一碗豆汁。他平时不爱喝豆汁，但他很喜欢，拿来喝了很多，然后说道：季先生以前很喜欢喝豆汁，我也给季先生喝豆汁。。张兴一听，鼻子一酸。段晴很少表现出多愁善感，他最动人的时刻几乎总是在想念老师的时候。
季羡林夫人去世后，她的表弟王邦伟和段晴去看望了她的老师。段晴突然说，季先生，你该再找个老婆了。季羡林说，算了。想了想，他又补充了一句：他的人生未卜，这辈子他都不想干了！“段晴敢对季先生说这句话，但我不敢。”
加入季门，是一种缘分。197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德语系研究生，季羡林当时正在面试。当时，季羡林正在寻找一个学习德语的学生，所以他选择了他。1980年，中断数十年的中外文化交流重新接通。30多年后，季羡林带着段晴重返德国探望。他为他赢得了奖学金，并送他到汉堡大学学习古于阗语。季羡林刻意策划，将部分学生一一派往国外接受“德国式”训练。
1980年，段晴（右一）陪同季羡林（右二）访问德国。季羡林时隔三十多年，回到了留学的地方。图片/受访者提供
她在汉堡大学的导师是被形容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的恩梅里克，教授的语言包括奥塞迪语、于阗语、阿维斯塔文学、摩尼教波斯语、基督教粟特语等。上课没有热身，直接从阅读原材料开始。第一堂课是读于阗语故事，段晴只读了一句话。恩梅里克非常骄傲，当他发现有人不能遵循他的想法时，他就把他们除掉。直到他解决了自己做不到的问题，他才承认段晴是他的弟子。
段晴后来的教学方式也是德国式的。前几节课他们会故意放慢进度，“摇啊摇”，不适应的就自己上，免得让他们难堪。一个班有20、30名学生，学期结束时往往只有四、五个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蒋楠和段晴刚开始学习梵文时，他们并不知道梵文字母是什么样子。他第一次连续教四节课。段晴告诉他们：“一路走下去，不要回头，不必战斗，最后你们就会明白。”——这就是她学习语言的奥秘。但段晴和德国老师有点不同。只要学生做得好，他就会用最夸张的语言表扬他们。
段晴曾自豪地说，季羡林生前对西域古代语言的布局，现在除了吐火罗语，其他语言都可以开设专业。他还开创了教授更古老的中亚语言的先河，包括卡鲁语/犍陀罗语、于阗语和其他古代伊朗语言，在季羡林时代扩大了该地区。
季羡林曾派出一批学生到中国学习西域历史和语言，但只有段晴一人将这条路走到底，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段晴最后一次会见季羡林是在2008年6月，请他的老师写一封信，以方便国家图书馆收藏在新疆发现的文献。那天，季羡林看着他说，段晴，有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年后，季羡林去世。
熔岩喷发
相传，季羡林的老师瓦尔德施密特访问中国时，季羡林将中文翻译《罗摩衍那》送给了老师。这是季羡林在“文革”期间最重要的成就。在无事可学的时候，他想方设法寻找机会将《罗摩衍那》翻译成梵文。但那天老师很生气，把《罗摩衍那》扔在地上说：这就是我教你的吗？
瓦尔德施密特或许不知道，“文革”期间，他的学生只能当搬运工、转电话、收发信件。翻译《罗摩衍那》是与学术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直到七十多岁，新疆出土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送给了季羡林，他才掌握了看家本领，翻译、翻译、注释这本《天书》。季羡林曾感慨地说：“女子无米之炊，难矣”。这是他一生的感叹，也是段晴前半生的总结。
20世纪80年代末，段晴刚回国时，没有新的研究材料，西域的历史和语言学科日渐式微。神职人员的待遇也不是很好。为了养家糊口，他在一家德国旅行社当当地保镖，为德国游客当导游，甚至还开了自己的公司。这段压抑的时期持续了十几年。直到2000年后，新疆考古发现的文献才被一一纳入研究，段晴开始了一段学术爆发期。“这就像多年来积累的熔岩，同时喷发。”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对此做出了解释。
季羡林带回的火花，点燃了段晴时代的燎原之火。
研究丝绸之路和西域，就必须了解西域的语言。从学科分类上看，西域语言分为印度学和伊朗学两个分支。在中国，段晴向印度学派成员季羡林学习梵文；在德国，他学习的于阗语属于伊朗学。这两条语言线是段晴独有的，这是他理解中亚语言的基本功。荣新江评论说，他能够解读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梵文、卡卢文、于阗文、日耳曼文、粟特文和叙利亚文。他是中国丝绸之路考古学中独特的古语言支持者。
“如果要为段老师创造一个学术岗位，第一，他可以研究印度和伊朗；第二，他做这两行中最本质、最难的部分，那就是解读。”荣新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样的知识没有功利意义，但如果国家强大了，整个国家都会支持这样的人。国家选出了段晴。”
段晴让同龄人无法比拟的不仅是他学习语言的天赋，还有他不屈不挠的气质。
巴利在北京大学的教学被中断。2000年后，段晴觉得有必要继续下去。然而，巴利文并不是他的专长。在开始巴利语课程之前，他只自学了一段时间。巴利语是印度的一种世俗语言，与梵语密切相关。重新开放巴利语系后，段晴再次挺身而出，与泰国合作，将《南传上座部《巴利三藏》从巴利语翻译成中文。他带着北大的梵文和巴生，二话不说，开始了这段当代经文翻译的辛酸之旅。
季羡林有开创性的成就，但由于缺乏学术环境，那一代学者只能追随外国同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石表示，虽然段晴是旗手，但中国对西域历史和语言的研究已经成为真正的国际第一梯队。一位日本学者来中国开会时，打开一本中国学者整理的论文集，失望地说：你已经把一切都做了。
段晴表示，只有对新疆古代语言文字有深入了解和研究，才能认识新疆古代语言文化发展演变的真面目，建设好古学。新疆文明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句话里隐藏着美好的学术理想。荣新江认为自己要利用自己的学术成就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西方古代文明。
他研究“死语言”，但重点关注活语言。他对新疆的热爱不仅集中在古老的文献和神秘的语言上，也集中在新疆人民身上。有一年，为了在新疆举办民俗文化高级研讨会，他专门为南疆的和田师范学院、喀什大学准备了10个名额，并专门专程带队到两所学校宣讲。
精神
是不是就像解读天上的圣经一样？这些看似爆炸的丝线，也像孩子们涂鸦的字母，又像祖辈写下的密码。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人可以沟通。
德国专业同学谷雨不禁对段晴的工作表示赞赏。他好奇地问道：你读那些天书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神的帮助？段晴眼睛一亮，对吧！
2008年，新疆挖玉人在古于阗地区发现了五块毯子，这些毯子色彩鲜艳，图案奇特，图像之间还绣着三个神秘的大字。段晴看到照片，认为这是和田特有的“氍毹”丝绸布料。想了半天，他发现方地毯上的图案是希腊的一些主要神灵，而最后一位神灵就是苏美尔女神伊南娜。然后他解释了三个字符，一个于阗语单词，是希腊语和梵语单词的组合，意思是“黑暗大陆”——女神伊南娜的宣言。
在他恍然大悟的那一刻，他感觉就像是老天爷的帮助，“惊讶，但也害怕”，生怕解读错误。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1500多年前，在来自新疆的丝绸上，出现了西亚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的神话。许多国际专家公开反对他，连老朋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也不相信。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被破坏，泥板上刻的《吉尔伽美什》被埋在地下。如何证明它传播到了东方？他们挑战关于人类迁徙历史的经典结论。
段晴在地毯上读着这个故事，深受感动，陷入了一个古老的文明之中。他疯狂地到处讲学，在一块方地毯上给大家讲一个神话。他自信地说，因为苏美尔文明起源于氍毹，有一天人类文明的历史将会因为这个氍毹的存在而改写。
在这种安静的想象和验证中，段晴本人证明了自己。这种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想象，只有他自己首先感受到。最终，经过不断的修改，所有的证据汇集在一起，证明了他的假设。近日，哈佛大学教授施杰沃提出了支持段晴的论点：在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中，出现了史诗《吉尔伽美什》中著名人物的名字。这是《吉尔伽美什》传播到新疆的又一证据。远方的支持很有趣，这是他一生中最不快乐的事情。
如果不是同一个大脑中存在多种文明、多种语言，就很难破译。他曾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李晓说，这一代人比前几代人取得了更多的突破，因为他们发现了不同语言之间的一些规律。对于外行来说，我只能说这么多。别人无法亲身体会面对这些奇怪的人物、破茧、仔细思考、甚至在奇怪的想法后找到规律是什么感觉。去年年底，他在病床上写下了新书《神话与仪式》的序言，讲述了他翻译《氍毹》的经历。文章的最后，他没有提及自己的处境，而是写下了自己人生的最后八个字，寓意深刻：生命有限，探索无限。
建造巴别塔
当段晴昏迷时，他的一些学术界老朋友到医院探望他。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他，来自西北的李晓不禁心酸，“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他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从天上偷火，从天上泄露秘密。”天空，所以他必须承受沉重的代价。
去世前三天，他突然从昏迷中醒来。同学们纷纷涌向他，睁不开眼睛，戏弄他，说唱给你听，摇摇头；剥了橙子给她闻，她皱起了鼻子；他们在开玩笑，我们又打扰你了吗？是的，他点点头。“看来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故意侮辱我们，叫我们赶紧离开。”学生张兴说道。临走时，他们说，老师，睁开眼睛再见面吧。他用尽全力，终于睁开眼睛，久久地看着这名学生。
段晴从来没有过多谈论过死亡。只有一次，当她提到近年来自己喜欢穿漂亮的裙子去开会或拜访时，她开玩笑说因为知道截止日期快到了，所以就穿了漂亮的裙子。冬天她还喜欢穿长裙，衣服她也会在网上买。在朋友眼中，段晴并不无足轻重，但他也有普通老妇人的一面。如果工作多了，他就会生气：我要照顾我的小孙子，你不要做很多工作！结果，文章一次发表一篇。
他也不想谈论他的遗憾。多年来最关注他的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范晶晶觉得，“遗憾”不是段晴的思维方式。他总是在思考自己还能做什么。青年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十八、十九岁时，他不得不坐在板凳上研究“冷门科学”。他担心他坐不住，就带他到野外去开阔视野，发展兴趣。“你不知道这有多麻烦，万一出现安全问题怎么办？”范晶晶说，但酒店应该是段晴自己选的。
段晴亲自品尝了告别的滋味。去年10月，学生们用轮椅将他带回北大。当他正要离开西门时，突然执意要从东门走。学生们再次推着他穿过校园，经过著名的湖泊。那是他最后一次参观校园。事实上，他在心里默默地做了最后的告别。
“江湖突然安静了”
段晴去世半个月后，老友们齐聚北京大学庭院，为他举行了小型追悼会。心情不是悲伤，而是最幸福的回忆。窗外，西府海棠花正盛开，但喜欢与花拍照的人却不见踪影。
荣新江回忆说，1985年他去德国时，段晴在汉堡大学就读的弟弟接待了他。他头发乱糟糟的，在欧洲各大图书馆转悠了一个多月。段晴用剪刀剪了他的头发，然后带他去见导师恩梅里克。有一年我去苏州开会，车上的电子播音器一直用柔和的苏州话播音：“小心，从后门下车。”吴语中“下车”的发音特别好奇。很久以前，当我遇到江苏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永超时，他用苏州话微笑着跟我打招呼：“从后门下车！”朋友们觉得他对语言有天生的敏感度和热爱。“段老师是从后门下车的，小心点。”追悼文的最后，陈永超写道。
人群中，段晴总是最活跃的。一次去新疆出差，看到广场上有人载歌载舞，他立刻跳起舞来，让教授同事们用帽子收钱。他喜欢喝酒，每喝白酒就要半斤。“有段大师在，你不用担心孤身一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石说。
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沉伟荣低声说，段晴走后，丝路小世界、西域书房失去了色彩，江湖顿时安静下来。
不仅在生活中，学术界也可能是孤独的。在学术界，他的诚实令同行们感到恐惧。当他在会上听到自己不同意的意见时，他立即针锋相对地回应：我不同意！他也打败了一些学术机构：他说得太向现实的方向发展，这不应该是学术研究的本质。同事们感到羞愧和尴尬——这种纯洁和品格在学术界是罕见的。
去年，在新疆白城的一次会议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毅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引发了对田人起源的怀疑。第二天，20、30名学者组成的考察团前往实地进行实地考察。一人指着天山说道：刘毅说于阗人就是从这里来的。段晴说：他在胡说八道！这让院长很尴尬，但事后他又后悔没有征求她的意见。
刘毅更看重段晴的慷慨。他编辑学术期刊《敦煌吐鲁番研究》快十年了，经常向他要稿件，他总是简单地回答：“等着吧！”有时，仅仅一周后，他的文章就到了邮箱里，读完后总是感到惊讶。该刊并非核心期刊，但段晴对文章从来不吝啬。追悼会上，刘怡想起这位严格又善良的前辈，突然泪流满面。
“我觉得段老师很有趣，他也会在人面前说‘坏话’。”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欣说。段晴是个异类，但学者们也是。“现在有这些特点的人在学术桌上成长起来很不容易，可能过早被过滤掉了。但过去的差距还是很多的，我们也要感谢宽容的一面。”那时。”罗欣说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有时会想，以后很难再出现这样的人了。”
段晴住院期间，段英红一直不敢见他。有一天，他非常想念她，给她打了电话。段晴的声音不像之前那么大声，但声音中依然带着微笑，给人信心。“他可能不想让每个人看到他受伤。我想把最好的留在心里。”
段晴是最好的吗？一年冬天，草木暗淡的时候，段英红骑着自行车路过北京靖远大学，远远就看到段晴独自站在路边。“嘿，我在观鸟呢！”段晴微笑着与他交谈，显得习惯而干净。段英红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想起来就让人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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