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徵祥是清末民初的外交家，他在担任外交总长期间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在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上签字，一是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签”与“不签”，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只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把人们的视线集中到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身上，陆徵祥却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直到最近，读了蔡登山《情义与隙末》（北京出版社，2019）中的《从外交总长到修道院神父的陆徵祥》一文，这才了解到一个真实的历史语境中的陆徵祥，并油然升起一股敬意。
原文 ：《陆徵祥的救赎》
作者 |青岛 柳士同
图片 |网络
前半生毁誉参半
该文对陆徵祥一生的总结是，“他的前半生毁誉参半，他的后半生功德圆满”。陆徵祥的“毁”，毁在他曾经在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上签字，而他的“誉”，则誉在巴黎和会上他拒绝签字。也正是这一前一后的“签”与“不签”，几乎决定了这位外交总长的前半生。问题是，他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真的该“毁”，而他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就真的可“誉”？其中有没有什么隐情和内幕呢？
1915年1月18日，日本趁一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不顾外交礼仪，直接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还警告袁世凯要绝对保密，否则将造成严重后果。在这个危难时刻，袁世凯“临阵换将”，命陆徵祥接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自2月2日开始谈判，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陆徵祥始终“以坚忍之精神、迂回之战略，逐条辩护，据理力争”，直到5月9日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胁迫之下，袁世凯及北洋政府才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作为外交总长的陆徵祥明知“我签字即是签了我的死案”，但出于职务要求，他又必须服从政府的决定。不过，通过他的艰苦谈判，还是维护争取了很大的权益。签字后陆还提出了许多补救建议。学者陈恭禄说：“就国际形势而言，中日强弱悬殊，和战均不利中国……终乃迫而忍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在日记中写道：“吾因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二位学者的评价是很公允的。
再说巴黎和会。中国是作为战胜国由陆徵祥任团长率中国代表团与会的，并向和会提出了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在山东的权益。但提案被否决了。因为早在1917年宣布参战之际，段祺瑞就曾与日本签订了“军事同盟”，对于胶济铁路之日本提议，驻日公使章宗祥在回复中竟写下“欣然同意”四字。这无疑捆住了代表团的手脚。此时的陆徵祥就显得有些畏首畏尾了，甚至去电北京建议政府“隐忍签字，而将山东条款保留”。幸好此刻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的吼声传遍全国；而签字当天，巴黎华侨和留学生又包围了中国代表团住处，阻止陆徵祥代表去签字。陆徵祥因无法走出门，最终也就没在和约上签字。
综上所述，可知陆徵祥前后的“签”与“不签”，其中隐情颇为复杂。1915年他不得不在“二十一条”上签字，无疑是他的耻辱。但他毕竟尽力而为了，并通过据理力争，维护和争取了很大的权益。就此而言，说他有一定的功绩，似不为过。1919年他终于拒签，无疑是他的荣耀；但如果没有舆论的巨大压力，没有顾维钧的力主拒签，他很可能就走向了事情的反面。这里笔者不由想多说几句：近二十年来，学界有不少人以“理性”和“反思”为由，认为“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激进主义的先河，从而鼓吹“告别五四”，以此来否定“五四运动”。仅就陆徵祥拒签一事而言，如果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学生没有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能造成那么大的舆论迫使陆徵祥拒绝签字吗？
后半生功德圆满
陆徵祥的晚年之所以“功德圆满”，是因为他正确地认识了他任外交总长期间所做的这两件关乎国家民族的大事。在对这两件事情的反省上，他的比利时妻子培德·博斐对他的告诫至关重要。
他率代表团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前，曾向培德夫人表示，力争废除日本“二十一条”并收回日本强占山东的主权。最终，他确实践行了，没有签字，回国时受到爱国英雄式的盛大欢迎。然而，后来培德夫人知道了丈夫未能签字的“真实原委”，心中有一种被欺骗愚弄的痛楚，决定离开中国和丈夫，回到巴黎养病。临终前，这位比利时将门之女给陆徵祥留下一封遗书，说：“子欣，我的病大概没有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即签订“二十一条”）。你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并且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赶快到比利时从前我读书的学院的教堂里去服务，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可望到天国去。永别了，子欣！你的培德。”就这样，1927年10月4日，陆徵祥在比利时布鲁日的圣安德鲁修道院正式出家，成为一名修道士，皈依天主教。他说：“我仅在这时，追求了一件东西，我求一退省时机。”
之后，他一直在为签署“二十一条”之举忏悔，他在1937年给朋友的信中说，“此笔贻误国事之大账，早晚总要清算”。他只想“以残身献事上主，借以做补赎工夫，减轻我一生对世界、对祖国、对民众之罪恶账目”。在修道院里，他始终过着贫苦的生活，拒绝所有的资助，跟大街上穷困潦倒的老人没有两样。但他又并非与世隔绝，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他即以基督徒的身份，积极向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还遵南京主教于斌的建议，主编《益世报海外通讯》，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况，撰文呼吁欧洲各国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战。陆徵祥不仅从自己的灵魂深处，还身体力行来进行忏悔。直到1945年他已是74岁的老人了，还对专程去比利时采访他的中国记者说，他对于曾替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向中国人表示忏悔，“三十年来我一直为此深深负咎”。
可见，说陆徵祥“后半生功德圆满”毫无虚夸不实之处，他终于以二十多年的刻苦修行和潜心忏悔，洗涤着当年的罪，以完成自身的救赎。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94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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