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僚
刘瑾想要进行变法，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刘瑾生活的时期，正是明朝由盛转衰之际，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财政危机。一方面是税收危机，豪强兼并土地，卫所制崩坏，卫所屯田被瓜分，卫所兵沦为佃农，卫所军将沦为新地主，加上各级官员贪墨，朝廷税收锐减。另一方面开支增加，九边实行募兵制，九边饷银支出，还有皇帝和宫内奢侈生活支出，给朝廷造成了极大的财政负担，所以史书上记载“内藏之积，至弘治尽”，“太仓库银，存积无几”，“天下仓库，处处空虚”。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刘瑾就跟太子朱厚照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将司礼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可见他对朝廷贪腐有深切的认识。那么如何弥补国库亏空呢？他说：“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监。”就是在这种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刘瑾当政大肆收贿，甚至为赚金银不择手段。
刘瑾变法的主要措施就是搞经济改革。措施有三：一是为增补国库赋税而进行的司法改革，实行罚米法；二是整顿盐政；三是查田。这三件事客观来说对国家都是有好处的，但事在人为，因为用人不当，加上刘瑾自身弱点，导致这次改革以失败告终。自己也因为这三点得罪了天下人，因此四大权阉中他的下场最惨，被千刀万剐，凌迟处死。
三、罚米制
明初实行实物俸禄制，主要给米，所以罚米就是罚钱。洪武初有罚钱代罪之说，但只适用于死罪之外的罪行。自洪武三十年以后，除十恶不赦的大罪外，一切罪责，包括死刑，都可交钱减免。至武宗朝，刘瑾创立了罚米制，公开宣布罚钱免罪的标准，因此武宗朝也成了纳钱代罪的高峰期。武宗之所以愿意接受刘瑾的建议推行罚米制，主要原因还是边防吃紧，国库没钱，而前朝就有用罚款来弥补国库的案例。比如弘治十七年，弘治帝就允许陕西官府用陕西省的赎罪钱置办砖瓦修补边防。正德继位后，边防压力不减，所以罚米制顺势而推。
明孝宗弘治帝
为了配合罚米，就需要找到贪官污吏。如何寻找呢？于是刘瑾又掀起了查盘运动。所谓查盘，就是派专人清查全国官府的储备仓库，凡是仓库物资亏损的，就问责所在官府官员，然后动用罚米制，让官员自掏腰包补齐。
仓库亏损让官员自掏腰包补齐，其实并无道理。因为仓库亏损不一定全是因为现任官员贪污所致，也可能是上一任贪污而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可能是自然折损，可刘瑾不问缘由，一概一刀切，这样就把清廉或贪污的官员全部得罪了。比如刘瑾就以延绥仓储粮食不足为名，罚巡抚陈寿1200石大米、1500匹布；又以延绥仓储的粮食腐烂，上任巡抚不能尽职为名，追责上任巡抚、已经退休的熊绣，让其从老家自己将500石粮食运到延绥。
四、整顿盐政
整顿盐政是刘瑾变法中最具体、最系统的一项措施。食盐为封建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但也滋生了无数硕鼠。明朝中期，两淮盐商坐大，而明朝允许商人贩盐的凭证（盐引）却是由南京户部印刷发放的。南京户部凭借天高皇帝远的优势，和盐商大肆勾结，损公肥私。所以刘瑾整顿盐政的第一点就是废南京户部盐引，改由北京户部负责盐政。此举自然会引起两淮盐商和南京官僚的群体反对。
南京官僚
除了统一盐引，刘瑾还要严查用旧盐引买新盐（这被称为“残盐”）和贩私盐之事。
正德四年，刘瑾又上奏通盐四法。首先，免除天下人口食盐税；第二，巡盐御史必须亲自巡查天下盐业；第三，禁止空文虚引；第四，禁止官盐夹带私盐混卖。这四条中，第一条被朝臣否决，第二、三条也没有实际运行，只有第四条，在刘瑾内行厂探查下发现内官杨镇携私盐8000石返京，杨镇由此获罪。
五、查田
查田，既要查民田，又要查军屯。民田就是对民间地主藏田的查询，但朝官多地主出身，连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想要查田都失败了，更不用说刘瑾只是一个依靠皇帝得势的太监了。所以查田之事，虽然自正德元年十月，刘瑾成为司礼监掌印后就开始提倡，但至正德四年二月，实际上只在地方几个县搞过九次象征性的查田，应该说查民田失败了。
与查民田同时进行的就是查军屯。查军屯，一查勋贵，二查军将，三查镇守太监。土木堡之后的勋贵虽然是废物，但在事关勋贵核心经济利益上，明朝的勋贵还是很有战斗力的。加上地方实际控制兵丁的屯田军将消极抵制查田，所以至正德四年二月，刘瑾仅查出被军将勋贵吞没的屯田2万顷，可谓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