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资料才知道古代的丫鬟和奴婢原来不一样。
丫鬟和奴婢虽然都是受人奴役的存在，但他们在身份和职责上存在一些差异。丫鬟主要负责家务劳动和服侍主人，如打扫房间、服侍主人梳洗穿衣等。
历史上奴婢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官员出行时，有随从相伴；夫人在家中，有侍婢侍候；公子赴考，有书童相随；小姐身边，则有丫环照料。可以说，主子的日常活动，甚至包括一些私密之事，奴婢们几乎都了如指掌或参与其中。
奴婢，这一称谓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独树一帜，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其存在宛如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一颗毒瘤，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残酷与不平等。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奴婢被无情地排斥在编户齐民之外，沦为社会的最底层。与娼妓、乞丐等其他贱民相比，奴婢又具有其独特的法律地位、社会身份及特征。
由于奴婢群体的复杂性，加之年代久远、历史背景的千差万别，奴婢在历史上的称谓、名色及层次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她们或被称为家奴、女使，或被冠以其他各种名目，但无论称谓如何变化，她们作为社会底层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却始终如一。
关于奴婢的议题，同样纷繁复杂，其中涉及的太监、宫女、教坊官伎等官奴，在此就不深入研究探讨。奴婢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经近两千年的演变，不仅各个历史阶段有所差异，而且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同时承认并尊重其中的差异，难以进行具体而详尽的比较。
据《辞海》记载，古代将罪人的男女家属没入官府为奴，男子称为奴，女子则称为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称谓逐渐扩大，泛指那些失去自由、受人奴役的男女。
在封建社会，奴婢的境遇相较于奴隶社会的奴隶来说，稍有改善。尽管他们依然受到奴役，但封建法律中尚有一些条款旨在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我们需要明确区分奴婢与奴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存在，奴婢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没有独立的户籍，依附于官府或私家。这一点在北魏及唐朝的“均田令（制）”中得到了体现，当时分田的规定中，私属奴婢的户籍被纳入其主人的户籍中，从而影响了分田政策的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与奴婢处境相似但又不尽相同的人群，如优伶、娼妓和乞丐。他们虽被归为“另册”，但至少还保留着自己的户籍。这显示了封建社会在对待不同社会阶层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凡沦为奴婢之后，一般也就丧失了姓名自主权，由其主人另取新名。新名一般都有些吉祥或象征意义，如来安、来福、春梅、秋香之类，仅有名而无姓。
也有跟随主人姓的，如唐伯虎为追求丫环秋香而不惜屈身为奴后，即被主人华太师易名为“华安”。奴婢即使成为自由人,甚至有了功名,按惯例他仍须从主人姓。从侧面反映了主奴名份、尊卑区别的不可轻易改变。
根据唐张鹫所著的《朝野佥载》卷三中的记载，隋朝开皇年间，京兆韦衮家中有一名忠诚的家奴桃符，他常年随韦衮征战四方，勇猛无比。当韦衮荣升至左卫中郎之职时，鉴于桃符多年来的辛勤付出，他决定释放桃符，使其得以从良。桃符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特地宰*了一头牛献给韦衮，并恳请主人赐予他姓氏。韦衮回应道：“你就随我姓韦吧。”然而，桃符却大惊失色，连忙说道：“我不敢与郎君同姓。”
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奴婢不过是能说话的工具罢了。正如《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所明文规定：“奴婢身份卑微，法律上将其视同牲畜。”正因如此，历朝历代都普遍存在奴婢买卖的现象。在元朝和清朝时期，京城甚至设立了专门的“人市”进行奴婢交易。
封建政府对奴婢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如此看待和限制，使得社会上，尤其是官僚和豪绅们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甚至利用“家法”和“族规”对奴婢进行严格的控制。以清代为例，江西新建县的程姓地主公然打着奉雍正皇帝批准的名义，将该县余姓家族全体成员贬为程姓的世代家奴，并制定了苛刻的“七不准”规定，刻在匾额上悬挂在祠堂大厅。这些规定包括：
一、不准有分寸土地;
二、不准出籍为黎民;
三、不准平等相称;
四、不准聚居;
五、不准通婚;
六、不准读书;
七、不准穿红戴绿
这块匾额，一直保留至土地改革运动，见证了程姓地主曾经的猖狂之势。
在封建社会的桎梏下，奴婢不仅承受着政府行政法令、社会观念以及封建势力的歧视与压迫，更是在法律层面遭受着极为不平等的待遇。她们在法律上的地位被等同于财物，“身系于主”，完全丧失了人格与自由。更为残酷的是，这种奴役状态不仅限于奴婢本人，她们的子孙后代也世世代代无法摆脱这种身份。
想要挣脱奴婢的身份，成为良民，对于她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有幸得到政府或主人的放免，主仆之间的名分依然存在，她们在社会地位上仍然低人一等。清朝的法律就明确规定，即便是离开主人的奴婢，在面对旧主时仍需保持恭敬，每逢年节或婚丧喜庆之时，还需前往旧主家中行礼服役，不得有丝毫怠慢。比如满洲正白旗下的家奴青麟，尽管他后来考中进士，官至湖北巡抚，但在面对旗主时，仍然不能得到赐座的待遇。
在法律诉讼方面，奴婢所遭受的不公更是显而易见。良贱之间、主奴之间的法律差异使得奴婢在诉讼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
《唐律》中就有明文规定，除非主人犯有谋反、谋大逆、谋叛等重罪，否则奴婢状告主人将面临绞刑的严厉惩罚。而主人状告奴婢则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即便是诬告，也仅按照诬告子孙的条例处理，远远达不到犯罪的程度。唐太宗李世民的一段话更是深刻地反映了这种不平等：“近有奴告主反者。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破?何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斩之。”这段话无疑是对奴婢在法律上遭受不公待遇的鲜明写照。
刑罚处置方面，奴婢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尤为凸显。倘若我们只关注主奴之间的区别，而不涉及良民与奴婢的差异，那么一些现象便足以令人震惊。通常而言，强奸民女是严重违法的行为，而拒绝强奸则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在主奴之间，情况却截然不同。
举例来说，当主人强奸自家的婢女时，《唐律》中竟然没有相关的处罚条款，而元朝的《刑法志》更是明确表明这种行为“不坐”，即不构成犯罪。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果婢女或奴妻在拒绝强奸的过程中伤害到了主人，反而会被定罪处罚。
例如，清代《刑案汇览》中记载了一则案例，乾隆年间，某主人试图强奸其家奴的妻子，在反抗过程中，主人的生殖器受伤。这位女子被按照“殴家长”的律法减一等判处流放。
如果奴仆胆敢强奸主人的家属，那么根据《唐律》的规定，他们将面临绞刑或斩刑的严厉惩罚，绝无宽宥的可能。
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奴婢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与悲惨。他们不仅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而且在法律上也遭受着极为不平等的待遇。这种对奴婢的剥削与压迫，无疑是封建社会残酷与不公的重要体现。
关于奴婢的常见称谓除“奴婢”外,关于奴婢的常见称呼：奴、仆、家奴、仆人、奴仆、仆役、仆隶、仆从、仆妾、奴客、奴才、童婢、童属、童奴、童隶、童客、童使、家人、家丁、家童、侍者、侍役、厮徒、厮养、厮役、厮竖等。此外,还有不少较古老或用得不是很普遍的奴婢称谓
奴婢又称——臧获
在古代，人们常用“臧获”一词来称呼奴婢，这代表着对他们的贬低和轻视。关于“臧获”一词的本义，历史上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和说法。
据汉代的扬雄在《方言》中的记载，荆淮海岱并齐之间的地区，人们会骂奴为“臧”，骂婢为“获”。而在齐国的北部边境以及燕国的北郊，人们则称呼男奴为“臧”，称呼女奴为“获”。同时，对于逃亡的奴仆，他们也被统称为“臧获”。这些称谓都体现了奴婢在古代社会中的低下地位。
唐代的徐坚在《初学记》中引用了汉代的应劭所著的《风俗通》。据该*载，在古代，原本并没有奴婢的存在。然而，当有人犯罪时，他们可能会被降为奴婢的身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奴婢在古代社会中的起源和地位。
无论是哪种解释，都体现了“臧获”作为古人对奴婢的贱称的特点。揭示了奴婢在古代社会中的悲惨命运，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身份和地位的严格划分和歧视。
奴婢又称——胥靡或缙縻
其名称来源于一种特殊的压迫形态：主人常用绳索将多名奴婢捆绑在一起，迫使他们共同外出劳作。正如《墨子·天志下》所述：“不格者，则系累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便描述了这种被迫为奴的情境。
奴婢又称——舆台
这一称谓源自先秦时期人们对社会等级的划分。在那时，舆臣、隶臣、僚臣、仆臣、台臣等代表了社会最底层的存在。后世逐渐将舆、台二字合称，用以指代奴婢。如《合璧事类》所记：“张镒舆台下类主，反谓之悖慢成风，渐不可长”，便是对此称谓的生动应用。
奴婢又称——臣妾
同样是奴婢的古老称谓。其中，“臣”代表男奴，“妾”则指女奴。这一称呼在《尚书·费誓》中有明确记载：“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唐代学者孔颖达进一步解释：“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清代学者孙星衍则明确指出：“臣妾，厮役之属也。”
奴婢又称——奚奴
此称谓源于古人对能力与身份的区分：“有才能曰奚，无才能曰奴”。后世则将两者混用，以奚奴指代奴婢。如唐代李商隐在《李贺诗集序》中描述李贺外出时，“恒从小奚奴，骑巨驴，背一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便是对奚奴这一称谓的生动运用。
奴婢又称——纪纲
原本指的是法制和伦常，如《礼记·乐记》所述：“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纪纲逐渐演变成了奴婢的代称。这一转变始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的记载：“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原本用于描述统领各门户仆隶的职务，后来逐渐演化为对奴婢的称呼。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长清僧》中写到：“夫人遣纪纲至，多所馈遗”，这里的纪纲便是指的奴婢。
奴婢又称——私属
是相对于官府奴婢而言的，指的是私家所拥有的奴婢。这一称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王莽居摄，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从此，私属便成了对私家奴婢的特定称谓。
奴婢又称——谦从
其中的“从”意为随从，易于理解。而“谦”字，在古代亦有随从的含义，这在《说文》和《类编》等典籍中都有所体现。因此，“谦从”作为奴婢的异称也就合乎情理了。如《清稗类钞·奴婢类》所记载，清代钱塘的金冬心“以书画遨嬉名胜四十余年，所携谦从亦各擅一艺”，这里的谦从便是指他的随从奴婢。
奴婢制度历经了两千年的漫长岁月，其影响深远，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文化积淀。这些积淀既包括对古代奴婢生活状况的直接描绘，也蕴含了对于人权、尊严与平等理念的深刻反思。尽管奴婢制度早已成为历史，但其留下的文化积淀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