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习惯上用虚构为小说辩护，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不愿意承认小说人物有真实的原型，充其量是勉强认同小说中的人物源自生活中多种类型的综合——这样的辩护策略总是安全的，但也有不见效的时候，索隐是每个读者和评论家最喜欢*事情，就算找不到严格的对照，也要影射一番，方能满足自己的窥探欲。其实对作家来说，尤其是那些写作上新手，完全的虚构几乎不可能，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最稳妥的就是写自己身边熟悉的人物，毕竟人生经验有限，就地取材最安全可靠，但如果写作技巧不熟练，想象力的加工不成熟，让读者一一对号入座，就容易惹上麻烦，变成一桩丑闻。这样的事情并不算少数，比如文学上赫赫有名的一桩公案就是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名著《天使望故乡》，当年出版之后，在他的家乡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本有名的自传体小说，几乎完全取材于沃尔夫家乡小镇上的居民生活。据说，当镇上的人发现自己都被写进了小说，他们的缺点都光溜溜地暴露在全国读者的眼皮底下，所有人都气得想把沃尔夫*死，拖着他尸体在小镇上游街示众。
对了，出版沃尔夫这本小说的出版商就是美国的斯克里伯纳出版社著名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珀金斯以天才的编辑著称，主要发掘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托马斯·沃尔夫等美国著名作家，这三位作家都不是善茬，一个比一个傲气，能把他们收在在麾下服服帖帖，那可不容易。海明威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春潮》，海明威为了讽刺美国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特意写了这本书——这就显得他很不厚道。正是安德森的推荐，海明威和他的新婚妻子哈德利去了巴黎，安德森还热心地给已经在巴黎塞纳河左岸扎根的一众艺术圈大佬格鲁特·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写了推荐信，说去的这个毛头小子写小说很厉害，前途无可限量，各位大佬帮忙照顾一下。简单说，要是没有去巴黎，海明威也就不会结识斯泰因、庞德和菲茨杰拉德，他们都很照顾这位美国来的年轻人，传授自己的写作经验，利用手头的资源帮助他发表作品——正是得益于已经成名的菲茨杰拉德推荐，海明威才有机会认识珀金斯。谁也没想到，海明威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的第一本小说《春潮》正是为了嘲讽自己的恩人安德森的。幸好，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平平，他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的第二本书《太阳照常升起》，才为他迎来了真正的成功，美国作家“迷惘的一代”也正是从海明威的这本书开始传播开来的。
海明威在巴黎生活和写作经历我们通过他三十多年后的《流动的盛宴》了解了不少，但是自传性质的写作容易遮蔽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借助他者的写作了解更多，互相映照，方能得出更全面的印象。近期读的著作中正好有一本这样的书，美国的文化史学家莱斯利·M.M.布鲁姆的《整个巴黎属于我》。这本书聚焦于海明威在巴黎的生活、写作与社交，并且围绕着他创作《太阳照常升起》的过程，布鲁姆做出了自己的索隐式的解读。坦白说，我并不赞成用这样一一对号的方式解读一本文学作品，因为时光荏苒，作品总比人要长寿，就算当年生活在巴黎的那些朋友，给了海明威的写作灵感，把他们的私生活曝光在读者面前，但是百年之后，读者阅读小说的时候，只会记得这是一本描述一代年轻人酣畅淋漓纵情高歌的虚构小说，只会记得海明威的写作切中了一战后饱受战争创伤的一代人的虚无情绪，因此得以在文学史上留名，没有多少人再对小说的人物角色的现实原型感兴趣。但是，《整个巴黎属于我》对海明威在巴黎生活的追溯和解读，充满了令人信服的八卦和文学趣味，仍然是一本了解海明威成名之前不可多得的佳作。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为海明威辩解。因为海明威写作的时候，无法预料到他的小说切中了那个时代的脉搏和精神，他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渴望成功，而且为了成功几乎会不择手段，不断伤害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妻子。菲茨杰拉德多年后对海明威有个毒评，说海明威每写一本书都需要换一个新老婆，《太阳照常升起》大卖的时候，海明威的第一任也婚姻结束了，他雄心勃勃地写作下一个长篇的时候，身边的已经第二任妻子的陪伴。某种程度上，我们要承认《太阳照常升起》的写作伤害了不少身边的朋友。与其我们用虚构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辩护，倒不如说，虚构是一种伪装，虚构是海明威报复的工具，海明威把身边的朋友塑造成了小说中一个个小丑似的角色，每个人都无法忍受这种虚构，但是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对作家而言，虚构是一种名正言顺的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