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九一八”事变之前，驻中国东北的日军部队为：陆军驻扎师团（第二师团）近5000人，独立守备队4000多人，旅顺重炮兵大队，宪兵分遣队500多人，飞行队240人等。
以上总兵力，日方说是1.04万人，中方估计在1.5万人左右，也有说2万人的。中方的统计包括铁路附属地内的日本武装警察3000多人。另外，一般都没有把“在乡军人”计算在内。“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各地有日本侨民20万人。所谓“在乡军人”，是日本退出现役的军人和预备役军人等，他们都受过正规的军训或参加过战争，日本军部有计划地把他们安置在“满铁”沿线工作。1931年9月8日，日本关东军发出密令，各地“在乡军人”到沈阳、长春等地集中，应召者近万人。他们与日本武装警察一道，直接参加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军事行动。因此，“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的日本武装力量实际上在3万人左右。但这与当时东北军的总人数相比，仍是绝对的劣势。
另外，事变当时在渤海和黄海的日本海军部队为第二遣外舰队，其任务主要为担任长江以北及东北沿海的警卫。
“九一八”事变后设于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看看双方的阵容，任何人可能都想不通：日本关东军仅凭1万多人怎么就敢挑起“九一八”事变？这就要从1929年的一次事件说起……
“中东路事件”对“九一八”事变的影响
说到“九一八”事变，就不能不提“中东路事件”，因为这件事对“九一八”事变造成了直接影响。
1929年5月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是当时中国东北当局与苏联政府驻哈尔滨领事馆就中东铁路（原名东清铁路，民国以后称“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发生纠纷并引发的武装冲突。这次事件的结果是：东北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满洲里等重要城市失守。
中东铁路满洲里站
“中东路事件”是“改旗易帜”后的张学良所经历的第一次惨痛失败。东北军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苏军仅伤亡800余人。其实，当时东北军许多将领都不同意打，“辅帅”张作相就是其中反对最强烈的一位，他对张学良说：“我看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能打胜，只凭东北军去打苏联能行吗？恐怕收不回中东路，反而惹出麻烦，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机捣乱。”可是张学良觉得张作相把困难想得太多，劝张作相：“根据多方情况，苏联决不能在远东作战，收回中东路会马到成功的。”那时张学良血气方刚，很想有一番作为，自恃东北军兵强马壮，也没把苏军放在眼里。可事实证明张学良把困难想得太少，张作相的判断后来都不幸料中。张学良晚年谈“中东路事件”说：“那时候，可以说是我大胆的作风。当时我想要树立自己的权威，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 “打得那个惨呐，有一个旅整个全灭了，是一个姓韩的当旅长，整个全灭了呀，团长自*的自*，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有了。”张学良所说的韩旅长叫韩光第，他的第十七旅全军覆没；另外，梁忠甲的第十五旅，在满洲里全部被俘。
被苏军缴获的东北陆军第十五旅督战队旗
“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的打击太大了。在“中东路事件”之前和之后，张学良判若两人。才刚刚30岁的少帅心中有这样一个顺理成章的比较：东北军打不过苏俄军队，而日俄战争中日本又打败了俄国，按照A大于B，B大于C，则A肯定大于C的简单数学公式，那东北军肯定不是日军的对手。而更要命的是，偏偏日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密切关注东北战局的日军，通过中东路一战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认为苏军“未来令人可畏”，其作战能力“不可低估”；二是认为东北军“简直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日本陆军的“暂避苏联、先打中国”的“南进”主张急速抬头，而觊觎苏联远东地区的“北进”派不得不按下暂停键。由于东北军的表现不佳，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奉命完成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狂妄地宣称，对付张学良，都用不到真剑，只要用竹刀挥舞一下，就能把他击退。
不抵抗主义
成就了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冒险
人们经常说的一万多日本关东军PK三十多万的东北军，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一带。东北军留驻东北的虽有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炮兵1个旅和省防旅，人数有19万之众，但装备都较关内精锐部队差，尤其是省防军，一个旅的作战能力抵不上国防旅的三分之一。而且兵力部署过于分散，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东北军19万人部署在南起山海关北至满洲里的东北广大地区，没有布防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