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使人明智。我国有着发达的史学，国人自古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唐太宗就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名言。为此，宋朝神宗年间大学士司马光编撰了被称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王鸣盛语）的《资治通鉴》。这部名著自问世以后即受到上自帝王将相、下到文人墨客的重视与追捧。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就是其阅读《资治通鉴》的笔记。
王夫之（晚年别称“船山先生”）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广博精深，*曾把他同西方的大哲学家黑格尔相提并论。《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的重要作品，这一时期作者的思想观点更趋成熟深刻，他以《资治通鉴》为基础，对历史上的成败得失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撰成三十卷的史论巨著。该书可谓作者一生思考的最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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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史书，王夫之认为“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即史书中的得失异同均可给世人提供借鉴。但世人论史存在两大弊端：一是见识不高，流于街谈巷议的水准，褒贬失却水准。这种“卑之无甚高论”的评论流于浅陋，但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而另一种弊端则甚于洪水猛兽。这就是崇尚机诈，将史书当成“厚黑学大全”来读，“谋尚其诈，谏尚其谲，徼功而行险，干誉而违道，奖诡随为中庸，夸偷生为明哲，以挑达摇人之精爽而使浮，以机巧裂人之名义而使枉”，这会使人们的精神变得浮躁，变得迷惘无知。
因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于那些属于大美大恶、昭然耳目、前人已有定论的史事和人物，都省略而不赘言；而重在推究历史演变的原因，达到分辨史实、甄别善恶、因时度势的效果。
三全本《读通鉴论》
该书名为《读通鉴论》，但其议论内容不局限于《资治通鉴》的记事范围，上自三代、下及明代都有所涉及。在结构上，以帝王为目，分篇叙述，每篇以一个论题展开。在纵向上不受朝代限制，纵论古今；在横向上注意联系人物、史事及制度的异同。全书围绕“上下古今得失兴亡之故”而展开评论，处处浸透着一位思想家的现实关怀，这使该书得以摆脱无病*、炫博立异、浅薄空洞等弊病。书中评论新见迭出，见解深刻。梁启超认为该书虽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曾国藩的评价是：“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即能发前人所未发，而与其后俊贤的认识一致。
譬如对刘备的评价，王夫之认为，那些认为刘备延续了汉朝而将他当做正统来看待的人，实际上是为汉朝感到惋惜；人们心中保存着汉高祖消灭暴秦、光武帝讨伐篡逆者王莽的功德，而不忍心让汉朝灭亡。至于刘备，他又哪里足以当得起承继正统的重任呢？因为刘备在刚开始起兵时，依附公孙瓒、陶谦，既不曾参与诛灭董卓的谋划，也不曾念及袁绍、曹操将要篡夺汉朝江山，而想着消灭他们以保存汉室。董承接受衣带诏，刘备奉此诏令起兵，可是等到他分得荆州、得到益州后就把这件事忘到脑后了。曹操称魏王时，他也自称汉中王；曹丕篡汉称帝，他自己也称帝；献帝还没死而他就为汉献帝发丧，大概也是想利用曹丕篡位弑君作为自己称帝的名义；费诗陈说大义，谏阻他称帝，却被贬斥。所以怎能说刘备是延续汉高祖开创的江山社稷的人呢？
又如唐太宗时期，出现过一种《秘记》，其中有“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预言，太史令李淳风又认为天文星象对应的是“女主昌”，以致一代明主唐太宗也被这些所惑。王夫之指出，“星占术测，乱之所自生也”，人有生则必然有死，国有兴则必然有亡，即使是很长远的未来也可以预见，哪里用得着李淳风这种人胡说八道呢？而《秘记》的谶语加上李淳风宣扬的“天之所命，人不能违”，实际上起到了教导武则天篡取李唐天下的作用。假如唐太宗能驳斥妖言，抓住李淳风并将其*掉，焚毁《秘记》，斥责太史的虚妄，武则天怎能够迷惑天下而成功篡夺唐朝江山呢？这一论断，发前人所未发，而与现代心理学的“皮格马利翁效应”相契合，令今天的读者也不得不惊叹三百多年前的王夫之思维的深刻、敏锐与超前，“千古史论第一”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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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资治通鉴》是了解中国历史的“必不可不读之书”，那么《读通鉴论》则是助你打开《通鉴》之门，使你的思想认识得到提升的不二之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