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戊戌变法，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的。关于戊戌六君子的故事，就算是乡野村夫也一定能给你讲上三天三夜。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带领下，清朝的爱国人士怀抱救国救亡的伟大志向，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狠狠地整顿了100天，搞了个百日维新，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对促进中国社会改革的贡献却非同小可。
图片来自网络
一、外部刺激：远因一是闭关锁国后，清朝落后于世界，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打击。这就得从雍正皇帝说起，这哥们在与哥哥争夺皇位时，外国的传教士们并不看好他。所以，他登上皇帝的宝座后，就把西洋人全部赶出中国。从此，开启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个政策有多可怕呢？
话说，到了光绪年间，人家外国人早就用上了无线电，而清朝却夜郎自大，大学士们成天摇头晃脑地背着之乎者也，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也罢了，关键是他们压根就看不上洋人的东西。
清朝著名的外交家郭嵩焘曾因为说了一句话：“现在夷狄也有了数千年文明”，就被士大夫们集体弹劾，生生把郭嵩焘的乌纱帽给摘掉了，这还不够，罢了人家的官，还要给人家扣上一个“汉奸”的帽子。
国家的文化人都麻木到了这个程度，不挨打才怪，挨了打，民族自尊心受了刺激，一些头脑清醒的文化人就承认自己的不足，想要学习西洋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康有为、梁启超振臂一呼，各路有远见的仁人志士立即奔走相告，点赞 转发 加入圈子一条龙，瞬间粉丝云集，全力支持！
二是俄国维新变法200年，居然成了让中国仰视的文明之邦，这也太让人羡慕嫉妒恨了。在康熙皇帝当政的时候，清朝傲视群雄，何曾把老毛子放在眼里？但是，和他同时代的彼得大帝，主动向欧洲学习，俄国经过200年的维新改革，已然挤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不仅从清朝手里抢走了吐蕃，整个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地区，也被其收入囊中。清朝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便觉得西洋人那一套，的确值得学习。
三是列强集体侵华，让清朝苦不堪言，奋起自救的*猛增。欧洲自从普法战争后，已经有40来年没有打过仗了，他们一直觉得遥远的中国是一块肥肉，他们对古老而神秘的中国，早就垂延三尺了，欧洲人瓜分中国的贪欲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因此，他们搞了一个“瓜分主义”，号称：支那是世界的天府，既然是世界的天府，当然要与世界共享，坚决不能让一种人独自占有。
日本人更狠，他们干脆搞了一个“独吞主义”，号称：支那是亚洲的中心，在亚洲境内，应该由亚洲人自己来统治，其他人种是不能有非分之想的。
一个瓜分主义，一个独吞主义，都得罪不起，对于清朝来讲，反正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任人宰割，怪只怪泱泱大国，大而不强。就像一头肥牛，被一群狼给围住了，牛不想死，便要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叫。
四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失败了，引进坚船利炮也没有改变挨打的命运。鸦片战争之后，忧国忧民的魏源老先生，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李鸿章是落实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死忠粉，他搞洋务运动，不仅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自己也开造船厂，他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品足了坚船利炮的甜头。但是，坚船利炮一碰到西洋人，就不行了，别说西洋人，就算是日本人，也打不过了。
因此，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深刻认识到，要想改变中国的现状，仅仅靠引进几艘船、几门炮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要想强我中华，必须要从国家政治层面开始动刀子，做大手术，对整个中国社会制度进行全面改革。
图片来自网络
二、外部刺激：近因一是日本这样的弹丸小国都能维新成功，着实让人看到了维新的好处。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本来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内民不聊生，对外又无抵御外敌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明治天皇组建专班派往欧洲学习，推行君主立宪制，在政治上神化君权，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和军事领域全盘西化，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日本居然结束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摆脱了民族危机，各行各业进步神速，很快就成为军事强国。日本维新成功后，就频繁发动侵略战争，尤其是发动甲午海战，把李鸿章的北洋舰队给打蒙圈了，也把清朝的进步人士给打醒了。
二是甲午海战失败，诺大的清王朝被小小的日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求存图强的愿望空前高涨。日本的进步，用铁的事实告诉清朝政府，维新变法是当前富国强兵最正确的选择。可是，又苦于没有懂得维新变法的人来办这个事情。因此，当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到清朝访问时，居然有人联名上奏，请求把伊藤博文留在清朝当宰相，帮助清朝搞维新变法，光绪皇帝也对伊藤博文礼遇有加，明确表示希望伊藤博文能够帮助中国进行改革图强。
这时候，流落于民间的康有为冒了出来，又是给朝廷递奏本，又是公车上书，年青的皇帝和士大夫们就像看到救星一样，一致认为康有为就是中国的伊藤博文呀！所以，维新派瞬间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拥护，也被皇帝视之为可以力挽狂澜的人物，委以改革重任。
三是世界列强瓜分中国的贪欲，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再不作为就真的要国破家亡了。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97年至1898年，世界各国侵略并瓜分中国的阴谋已经到了接近疯狂的程度，在这两年，清政府在列强的压迫下，与俄国、法国、英国、日本、德国……等侵略者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动辄把几个省划给人家，成为侵略者的势力范围。
比如，俄国占据东三省，英国割据香港，并拥有山西、河南两地的采矿权，法国要求清廷保证不把海南岛、广东、广西、云南割让给他国，并取得了两广、云南的采矿权和龙州铁路的建设权……
在这种情形下，整个中国即将被列强瓜分完毕，虽然眼下只是划分“势力范围”，但是侵略者的贪欲是无法满足的，举国上下均人心惶惶，如此下去，真活不成了。1898年春天，即：戊戌年，连张之洞、袁世凯等人都坐不住了，他们都纷纷表示愿意做维新的发起人，或者担任维新组织的会长，康有为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成为了光绪皇帝的心腹，虽然还没有在朝廷担任职务，但无冕宰相之名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维新变法自然就箭在弦上。
四是土耳其打死不变法，亡国了，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光绪皇帝惊得直冒冷汗，他可不想当亡国之君。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维新变法以图自强，被世界各国列为头等大事，连暹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当时是清朝看都懒得看一眼的藩属小国）都在变法图强，只有近东的土耳其和远东的清朝，就像一对难兄难弟，没有多少作为，在清朝奄奄一息，正遭遇被世界列强肢解的命运时，土耳其已然衰亡。
为此，康有为专门向光绪皇帝呈了折子，讲述了土耳其的衰亡史，光绪皇帝边读边哭，读完折子，已哭成了泪人儿，哭完了，抹一把鼻涕，用龙袍擦干眼泪，迅即定下了誓死变法图强的决心。
图片来自网络
三、内部劣根：远因一是清朝政治上的传统恶习积弊难返，国家政治和社会风气病入膏肓，已然崩溃，无力回天。满清政权对汉族官员的打压，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满族官员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全然不顾国家安危，只要汉族官员一露头，就立即拍死。当时，汉族官员如果敢在政治上发言，和满族官员的意见相左，不仅发表意见的汉族官员会被革职抄家，就连相关的汉人也会负连带责任，轻则抄家发配为奴，重则株连九族。
清朝著名的洋务运动领导者之一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记载，在道光年间担任军机大臣20多年的穆彰阿，因不作为且贪污腐败，时任大学士王鼎实在看不下去，准备先自*，再“尸谏”，没成想他死后，留下的遗疏居然被穆党夺去了，伪造了一份假遗疏呈给皇帝，交差了事。
在长期的政治压迫下，汉族官员竟然发明了一个官运亨通的秘诀：“少说话，多磕头，遇事莫出主意。”官员尚且如此，民间更是流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人只顾自保的社会风气，导致整个清王朝担当之人甚少。
这样的社会风气就像一条臭水沟子，如果不彻底清洗，已然无法解决问题，变法的内部需求越来越强烈。
二是天下人都看破了：如今的满人，已经没什么本事了，洋人鄙视，汉人不畏惧，白面书生都敢要求满人改变“祖宗之法”了。清朝的八旗兵勇自乾隆末年开始，就走了下坡路，到了嘉庆年间，已经只是表面威风，实际上毫无战斗力，领兵的将军个个贪生怕死，八旗子弟只求酒足饭饱。
尤其到了太平天国闹事的时候，八旗兵已经无能到了一个胜仗也打不了的地步，更何况碰上洋人，就更加闻风丧胆，望风而逃了。鸦片战争时期，英军看到八旗兵逃命的样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英国人并没有因为八旗兵逃跑而高兴，反而为与这样的军队作战感到耻辱。
在这种情况下，打仗的事情基本就得靠汉人，满人一方面想要汉人打仗，一方面又害怕汉人掌权。汉人也算是看透了，满人已雄风不再，现在的清廷只能仰仗咱汉人，是时候改改这朝廷规矩了，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举人也敢动不动就给朝廷上折子，要求改改“祖宗成法”。
三是太平天国之乱后，实际掌握朝政大权的不再是满人，汉满两族之间的政治竞赛，汉人需要一次和平的政治革命。自从洪秀全、杨秀清带领太平军闹革命后，清朝的八旗兵勇无力讨伐，汉人就大搞团练，湘军和淮军逐渐强大，导致中央的权利开始向地方军阀转移，尤其是曾国藩的湘军，在讨伐太平天国的作战中，为清廷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满人自然是不想大权旁落的。不过，汉人这些年可没少吃满人的亏，卸磨*驴那一套，汉人见得多了，肯定就长了心眼，吃到嘴里的果子，要吐出来，肯定不情愿，怎么办呢？如果能搞一次和平的政治变革，让汉人进一步在中央拥有话语权，就最好不过了。根据吴其昌在《梁启超传》中的观点，汉人想搞和平政变，也是戊戌变法的一个重要诱因。
四是在咸丰帝与同治帝政权交替之际，发生宫廷政变，皇权实际落入妇人之手，推翻慈禧的统治，是天下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在咸丰帝自知阳寿将尽之际，担心皇后没有子嗣，皇位只能传给慈禧的儿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咸丰帝深知慈禧小聪明很多，且阴险狠毒，他怕自己死后，新皇帝登基，慈禧干政，于是和肃顺商量，干脆把慈禧处死算了。
没承想，咸丰和肃顺的秘密谈话，被太监李莲英偷听了去，李莲英赶紧跑去告诉慈禧，慈禧听后吓得半死，连夜跑到太后那里去喊救命。接着，她又心一狠，居然毒*了咸丰帝。同治当了皇帝后，她就搞垂帘听政，还毒*了东太后，把肃顺、端华、载垣等辅政大臣都给弄死了，同治帝气得云游四海去了，慈禧太后在李莲英等阉人的簇拥下，只手遮天。
慈禧当政后，荒淫无度，国运不济，民不聊生，人神共愤，举国上下还皇权于正统的愿望一年比一年强烈。因此，不仅汉人，少数有大局观念的满人，也开始支持光绪帝和一帮汉族青年的维新变法运动。
图片来自网络
四、内部的劣根：近因一是皇帝与慈禧之间的权利之争，慈禧诡计多端，实力强悍，光杆皇帝需要帮手。同治皇帝在慈禧的淫威之下，抑郁而终，立下遗诏，由溥伦继承大统。但是慈禧不干，她觉得同治帝是个不孝子，她要让同治断子绝孙。于是，慈禧选定了自个妹妹的儿子载湉当皇帝。
当然，慈禧这样操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想继续当政，因为如果选定溥字辈的人继承皇位，她就成了太皇太后，就不好名正言顺地垂帘听政了。而选定载字辈的载湉登上大宝，就相当于收了个干儿子，她还是太后，光绪年幼，她以太后之名干政，理所应当。
不过，让慈禧没想到的是光绪皇帝也不让人省心，当面磕头，暗里地却谋划着把握皇权，重振祖宗基业，但苦于手底下没人，虽然当了皇帝，却是个光杆皇帝，只有他的老师翁同龢忠心于他，但翁老师已七老八十，风烛残年。
这时，康有为的出现，对于光绪来讲，就如天降英才，渴望得到天下英才拥护的光绪如获至宝，对康有为有求必应，维新变法自然急迫而勇猛。
二是满人情感上无法接受汉人的强大，处处压制，顽固派越是打压，维新派越是急于变法图强。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们把持朝政，荒淫无度，光绪皇帝要想摆脱“囚徒”身份，当一个真正的皇帝，满人是靠不住的，因为满人从个人利益考虑，都愿意跟随慈禧。所以，光绪皇帝只能依靠汉人，事实上，不只是光绪皇帝需要依靠汉人，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上，整个清廷都需要依靠汉人去处理。
比如，镇压太平天国，肃清捻党，收复新疆，平定回乱，都是以汉人为主搞定的，汉人越是优秀，满人越是惶恐，成天担心迟早有一天会被汉人赶出北京，搞不好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满人面对生存的恐惧，转化成对汉人的嫉妒，而光绪皇帝却偏偏重用汉人，更让顽固派们无法忍受，便成天琢磨如何打压汉人，一天到晚跪在慈禧太后的脚下，磕头告状。在此情形下，维新派生怕晚一天变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维新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两派之间短兵相接，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时候对中国的统治政权，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了。
三是孙中山不停地闹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已经成为清廷上下一致认同的致命隐患。在清朝末年，满人无力应对国家大事，王公贵族们只知道遛鸟，抽鸦片，这就给了汉人建功立业的机会。
但是，不管是李鸿章搞洋务运动，还是康有为、梁启超搞戊戌变法，都还是承认并维护清朝政权的，而孙中山闹革命却不一样，他连皇帝老子都不认了，要从根子上推翻清政府，关键是孙中山的革命形势还一片大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清廷看来，比起孙中山的革命来，搞维新变法最起码可以保全清朝政权，毕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致命的。两害相权取其轻，顽固派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松了点劲儿，既然既得利益横竖难保，倒不如先保命再说。
四是举国上下的舆论一边倒，维新变法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到了戊戌年间，变法已呈现出“瓜熟蒂落”之态。自从甲午海战失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都开始反思，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带动下，想方设法建立传播西方思想的新学校、成立新学会、创办新报纸，各地人士都纷纷效仿，各种“学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西洋思想不断涌入中国，各种学会就成了培育西洋思想的沃土，新思想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且越长越茂盛，国民的思想日益开放，民智已经开启，中国自上而下都渴望变革，期待变法就如久旱求甘霖。到了戊戌年间，维新运动自然是水到渠成之事，可以说是应天意，顺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