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东西方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显著的不同点：欧洲长期以来处于小国寡民的状态，而和整个欧洲差不多大小的中国虽然也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然而大一统意识终归是作为主流传承下来，而这一切肇始于秦始皇嬴政。可问题是大一统多民族的大秦帝国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为什么战国七雄最终脱颖而出的是秦国？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华夏民族究竟因何而统一？二是为什么最终是由秦国完成的统一？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中华民族为什么会走向统一？从地理结构上看：古代中国的地形其实是较为封闭的——东面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西面是巍峨的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北面是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的原始密林，南面是东南亚的热带丛林。以黄河、长江两条大河为依托最早的华夏先民开始繁衍，作为依托农业立足的大河文明华夏民族很早就诞生了大一统意识——虽然从政治上将原本分散的华夏各部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是秦始皇*，但在他之前大一统意识就已诞生，也就是说先有了华夏文明，之后才催生出统一的华夏帝国这一政治实体。战国七雄连年征战、诸子百家纵横争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天下定于一的目的。然而这种思维意识形态却是欧洲人所不具备的，即使是在形式上缔造了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罗马帝国同样欠缺这种思维意识，事实上罗马帝国和中华秦帝国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秦帝国具有明确的混一天下的奋斗目标，正是基于这一目标才使秦始皇嬴政得以奋六世之余烈；相比之下罗马帝国的扩张是没明确目标的——罗马的历代统治者总是小心翼翼地尝试帝国是否还有继续扩张的实力。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远古炎黄二帝时代起就开始传承，之后的夏、商、周三代其实是以一套复杂的礼法制度维系着华夏部族之间的联系，之所以用礼法维持这种联系，而不是打造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主要是受制于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中央的政令下达到地方早已失去效果，而随着和中央朝廷的地缘距离日益疏远，中央对其的控制力度也必然受到落后交通条件的限制，这意味着中央必须供养一支足以远距离镇压叛乱的强有力的军队，而夏、商、周三代的生产力不足以供养这样一支部队。可时光进入战国时代后情况悄然变化：生产力的提升使各诸侯国得以供养更多的军队，同时交通条件也大大便捷起来，虽然以我们今时今日的眼光看来依然是极其落后的。华夏传统的大一统思想是文化层面上的，但进入战国时代后随着纵横家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坚信：天下理当定于一。而且这也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的——农业生产需要应对各种天灾，所以需要修筑各种水利设施、抗灾工程，同时从事农耕的华夏部族也需要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应对游牧部族的侵掠。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显然比诸侯分封割据能更有效率地调动社会资源用于抗灾和御敌。
既然华夏民族的大一统是大势所趋，那为什么是由秦国来完成统一的呢？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秦国崛起的根源恰恰来自于秦国崛起之前的极端落后。墨、法两家成于魏，流于楚，但广大于秦——正因为秦在七雄之中相对落后，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老世族势力没六国那么盘根错节，所以墨、法两家“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等平等政治主张才能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秦国文化不发达，所以也少了一份浮夸，多了一份质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秦国能一统天下恰恰源自于商鞅变法前秦国的极端落后。《商君书》中说的明白：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孔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利；多利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威也。民以此为教者，国必削。这就是说由于六国发明发达，其国内早已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形成了等级森严阶级固化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像商鞅这种出身寒门的人才是没什么出路的。事实上助秦统一天下的人才大多不是秦国本国人，六国自弃人才倒是便宜了秦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