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实习生 黄菁菁
7月18日，作家孙甘露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作家毛尖、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项静来到朵云书院·戏剧店，畅谈“一个郊区诗人的上海时光”。
“前几天，孙甘露老师刚刚过完他的‘二十五岁’生日。”在活动现场，孙甘露笔下那个“乱来”的毛尖又“乱来”了，她脱口而出，“他和普鲁斯特是同一天生日！”
关于孙甘露和普鲁斯特，毛尖曾把普鲁斯特的著名问卷直接切换成“孙甘露问卷”——“最喜欢的职业？去爱。你最喜欢的花？全部。你最喜欢的鸟？燕子。你最想成为谁？自己。”她说：“我们经常会把孙甘露和普鲁斯特放在一起，我们说普鲁斯特是法国的孙甘露，说孙甘露是中国的普鲁斯特，同一天生日是非常明显的隐喻，这就是上帝的手笔吧。”
上帝的手笔，这说法真令人熟悉。王朔早年就这么评价孙甘露：“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
今年5月，孙甘露出版了两本新书，一本叫《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诗与思》，完整收录了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艺评论和诗歌创作；另一本是《时光硬币的两面》，收录了他有关日常生活，有关文艺记忆，有关上海时光的散文作品。有心的读者还会发现，两本书之间隐隐存在着某种互文的关系。
它们分别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世纪文景出版。在简介两本新书时，不约而同地，两家出版方都用到了一组对照式表达。世纪文景副总经理王玲直言孙甘露是这个快时代里的慢先锋，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说，孙甘露诗意的语言为这个喧嚣的时代带来了优雅的沉静。
《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诗与思》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光硬币的两面》由世纪文景出版
孙甘露笑着感慨道，朋友们经常宽慰他，说他是“慢”写作，但实际上他是比较懒，写得比较少。于他而言，这个“慢”有生活的原因，有个性的原因，当然，也有他所理解的写作本身的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恰能在两本新书中对上述原因一探究竟。就像罗岗说的，两本书回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杂文传统，更有关孙甘露的“文学史定位”：“通过它们，我们能看到孙甘露的写作脉络与来路。”
“我们给学生讲孙甘露的作品，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语言？他写于1980年代的诗歌和他后来的书面语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他在小说中的语言探索，我们说是‘先锋派’也好，‘新潮小说’也好，他的探索脉络在什么地方？”罗岗表示，他一直将孙甘露的《上海流水》当小说看，“他的语言一直有变化。《上海流水》的语言，不再是《访问梦境》的语言，也不是《呼吸》的语言了。”
7月18日，作家孙甘露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作家毛尖、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项静做客朵云书院·戏剧店，畅谈“一个郊区诗人的上海时光”。 全文现场图由活动主办方提供
一种边缘的缓慢的写作
孙甘露很喜欢“郊区”这个词。
他有一首诗叫《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还有一篇短文叫《在郊区》。而这场活动的主题，取名“一个郊区诗人的上海时光”。
“格雷厄姆有一部自传《逃避之路》，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我们住在宇宙的郊区’。”为什么引用这个说法呢？孙甘露说，他多年来的写作其实关心的是中心和边缘，是从核心的主题偏离出去，或者说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的念想就是有一点游离，有一点跟不上趟，也可以说是一种缓慢。
“他喜欢一些带边缘感的词汇，他的词汇表里有很多‘仿佛’，很多‘似乎’，很多不确定的东西，这些词汇看上去暧昧也更有席卷性，但其实表达了孙甘露对时空极为锋利的感受。他很少让自己处于时空的安全地带或舒适地区，他游走于边缘，他在临渊处测试自己。”当毛尖如此描述她的观察时，孙甘露看向远方，轻轻地点了点头。
在一篇名为《缓慢》的短文里，孙甘露这样形容写作：“就我个人而言，写作是内敛性的，敏感的，慵懒的，尖锐的，矛盾的，渴求性的。我寄希望于读者，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这一切并不取决于写作的品质，但是却决定了作品的品质。最后，写作是简单的，明晰的。但不是辩解式的。写作是对位的，复调的。但不是抽象的。它的简明和繁复都带有感官的特征，它是为神经末梢而存在的。”
在感性上，他也更趋向于那些边缘性的，具有沙漠般的经验的作家，比如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比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这两个作家都是比较游离的，像在主流写作中对焦没对准的，或者像以前收音机调频没调准，那种伴着电流声的感觉。”
巧的是，坐他一旁的项静刚刚写完《韩少功论》，而将佩索阿的《惶然录》和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翻译进中国并引起轰动的人，正是韩少功。“孙老师特别喜欢翻译文学，韩老师也特别重视翻译。韩老师并不是职业翻译家，作为一个写作者去翻译外国作品，其实是选择和引进一种文学传统。世界范围内有好多文学传统，也有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翻译是为当时的文学创造一种具有填补性的文学传统。”项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