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孙甘露
做本民族语言的陌生人
在一次对谈中，孙甘露和罗岗谈到了克里斯蒂娃的一个观点——“作家，本意上就是一个外国人，他的工作就是将他内心的声音翻译出来，这个过程相对于一种外族的语言更具有异质性，这中间包含了一种生命。”
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孙甘露把“做本民族语言的陌生人”视为一种理想状态。
罗岗则将孙甘露的语言探索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第二次语言突破”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学很重要，它催生出了现代白话文，是20世纪中国文学或者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础。但问题是，除了鲁迅等极个别作家，大多数作家的写作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后来被称为‘欧化八股’或‘学生腔’。”
罗岗称，当时对“欧化八股”的校正有两条路，一条是重回中国传统语言，也即当年林语堂等提出来的“怎样洗炼白话入文”；另一条是回到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声口叙事”。“声口叙事”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里确实产生过杰作，但这种叙事渐渐与官方主流的语言结合到一起，也会变得僵化。“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安忆写的《小鲍庄》中一个细节，小说描写‘捞渣’救人是‘仁义’行为，具有极强的民间色彩，但小说里有一个文疯子，整天给县里投稿，他写的‘捞渣’的故事和老百姓讲的故事相比，完全走样了。”
如果说“声口叙事”是“第一次语言突破”，罗岗认为第二次语言突破就是以孙甘露为代表的“重新回归一种书面语言”。
“这种回归，是从异域获取养分。孙甘露特别喜欢翻译文学，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翻译文学已成为现代汉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逐渐官方化的刻板的语言得以重新突破。甘阳编过一本《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原名《当代中国文化意识》），里面有一部分文章全部是讨论西学的，那么问题在于，西学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当代的文化意识？换成刚才的问题，昆德拉和佩索阿为什么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甚至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我觉得今天的当代文学研究并没有把来自异域的东西变成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组成部分。”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
他“发明”了陌生、爱情、时空与城市
在毛尖看来，孙甘露有“四大发明”：他“发明”了陌生，“发明”了爱情，“发明”了时空，还“发明”了上海这座城市。
“每次看孙甘露的文章，就算之前看过两三遍，还是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他的文字经得起一读再读，他的句子特别适合背诵。你进入爱情时它们通知你，你失恋时它们抚慰你。我知道有几首歌可以一唱再唱/有几处秋天的树林不能一再经过。孙甘露命名了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些时刻，其中，就包括爱情。通过他的书写，我们陡然惊觉，啊，原来这就是爱情。所以，我称他为爱情的发明者，比发明指南针还厉害。”
毛尖认为，未来的世界文学，都将在城市文学上决高下，而孙甘露写出了特别惊艳的上海的城市感。“罗岗不把《上海流水》看成一个流水体或者散文体，他把它看成小说，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通过这两本新书，我们可以看到孙甘露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也在社会学意义上重新创造了上海这座城市，他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发明者。”
“这几年孙甘露的小说数量有点下降，但他把自己的肉身扔进了这个城市，他是真正的行为艺术家。当年发明火药的人不就是这样的吗？引爆自己，不断地炸出新天地。因此我有时候也觉得他少写一本或多写一本书也无所谓，因为上海的每个角落都有他书写出来的空间。”毛尖表示，各地的读者像此刻这样，在一个特别炎热的周日相聚朵云书院·戏剧店，这就是孙甘露的意义。
罗岗也认同孙甘露不仅仅是城市漫游者，他更是把自己铭刻进了这座城市。21世纪以来，上海因为他诞生了很多地标性的文化场合，比如思南读书会、朵云书院……“很多城市漫游者只能是被动的，但孙甘露改造了这座城市。”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毛尖
不同的文学面向，在他身上融合到一起
项静还认为孙甘露“发明”了1970年代，两本书里好几篇文章写到了1970年代，而此前的文学史鲜少把1970年代作为精神原点。在《我爱我不了解的事物》中，孙甘露写道：“舞剧《红色娘子军》塑造了我对芭蕾的热情，《高玉宝》塑造了我对穷孩子的同情，《海港》塑造了我对上海和工人的认同，《朝霞》塑造了我毕生对小说的爱。”
“孙甘露是一个复杂的当代作家，我们经常见到和认可的是他喜欢杜拉斯那样第一人称的叙事，喜欢普鲁斯特内心的丛林和个人经验。”项静由此感慨，“这些不同的文学面向在一个人身上如何融合到一起，这可能是长篇小说会解决的问题。”
毛尖认为，1970年代构成了孙甘露的写作起点，也可以说1970年代通过孙甘露在文学史中有了特殊的意义。“他的1970年代里包含了红色娘子军、俄语文学，包括了工农兵，也包括了各种翻译体。”
“毛尖讲得特别重要。如果用影视用语来说，1970年代是我电影中的决定性时刻。它塑造了我，即使走得再远，年龄再大，也永远要去回望那个来处。”孙甘露说，儿时的他在银行买过一元一张的贴花，那时的银行只是一个储蓄的地方，对一个少年来说，一元贴花与其说是储蓄，不如说是游戏。而后来，在1994年7月的一个下午，他目睹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在华山路的一家储蓄所往活期存折里存了一元钱。
“那时的一元钱能在生活里起到什么作用？有生活经验的人会知道，这是一件让你颤栗的事情，而她每个月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在那篇名为《中国人民很行》的文章里，孙甘露最后写道：“此刻，存入和取出似乎比存入和取出的数目更重要。我知道这类事情是举不胜举的，如同它的反面一样。但是，当它在银行这个场景中发生时，它的含义由杨卫的作品来揭示是最为恰当的了。”
他说，文章读起来或许比较平淡，但他实在恐惧在写作中直接用上“颤栗”这样的词汇。“实际上当我们回到生活中，你看到的事物好像都没什么，我觉得这大概才是生活的样子，尽管在下面已经是过尽千帆。”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项静
责任编辑：陈诗怀
校对：栾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