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两次鸦片战争后，大量的外国资本涌入中国的同时，大量的外国人也随之进入中国。除了那些怀着一夜暴富之梦来中国淘金的“外国冒险家”外，一些在母国怀才不遇或穷困潦倒的低阶军官和水手，也纷纷抱着“试试看”的初衷，不远万里来到被描绘成“遍地是黄金”的中国碰碰运气。有一些洋人受雇于清政府（主要是海关和勇营）被中国人称为“洋员”。
“洋员”的称谓，原本属于毫无褒贬倾向的中性称呼。虽然素质良莠不齐，但其中也不乏优秀人才，尤其是在洋务运动最为蓬勃的北洋地区。
来自德国的洋员汉纳根
1885年，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美国人菲里奥·诺顿·马吉芬来到中国求职，当年4月13日，他见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于是有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李：你为何要来中国？
马：来加入中国海军服役。
李：我没有职位可以给你。
马：我认为你有的。我不远万里从美国过来，就是要在您的新建海军中谋求一个职位。
李：你想要做什么？
马：我想要驾驶新的鱼雷艇，顺长江而下，攻击法国的封锁舰队（此时中法战争尚未结束）。
李：我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能够接受100两白银（相当于150美元）一个月的薪水吗？
马：这要看是什么情况了。
李：我会把你安排在舰队的旗舰上……你多大了？
马：我今年24岁，先生。
李：你只是个孩子，一个孩子！我不能让你进入海军。你实在太年轻了！
马：大人，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国海军学院的毕业生。我是一个有学识的人，我的学识能够被用在您年轻的海军里。我跨越8千英里来为中国战斗。我能给予您的不是24岁的年龄，而是作为一名海军军官的良好训练和能力。
左 大东沟海战后受重伤的马吉芬 ；右 战后，受伤的哈卜门在“镇远”舰甲板上的留影
李：很好，你可以去参加一个考试，如果你通过了，我就可以给你安排一个职位。如果通不过……
马：谢谢您，我会通过考试的，大人。
马吉芬在通过了一连串严格的考试（船艺、炮术、导航、航海天文学、代数、三角学、二次曲线方程、曲线作图和微积分）后被授予都司官衔（相当于上尉军衔），成为北洋海军学堂的教习，但是在履职前仍然受到了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席珍的告诫：“总督告诉我你还是个孩子。你在这里只呆了一个星期，而且没人为你担保。像你这么年轻的人或许是个江湖骗子也说不定，我们还没有像你这么年轻的教官……如果你能证明自己，让人满意的话，你的薪水会增加的。”
马吉芬作为著名学府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正牌毕业生，都会受到各种质疑与测试，更别说那些不学无术之徒了。所以，能在北洋海军中谋得一官半职的洋人，大多有些真才实学，并非像先前描绘的那些个脸谱化的黑脸或是大花脸。
不管洋员们是否拥有真才实学，他们拿着比寻常百姓家高得多的薪资，平日里难免惹人眼红，自然也是众矢之的。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给了这些受雇于中国政府的洋员证明自己的机会。
按道理说，受制于战时中立法，受雇于交战国的洋员按照规定是应该辞去职务返回母国的。但最终还是有不少洋员出于敬业，和因为服务多年而对北洋海军产生的朴素感情而自愿留了下来。当1894年9月17日大东沟海战爆发的时候，有8名服务于北洋海军的洋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参加了远东第一场蒸汽机铁甲战舰之间的海战。除了先前提到的马吉芬（以“镇远”舰帮带大副的身份参加大东沟海战）外，其余7人分别是：“镇远”舰上的克虏伯公司技术顾问德国人哈卜门;“定远”舰上的舰队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枪炮教官英国人尼格路士、总管轮德国人阿璧成、帮办副管驾英国人戴乐尔;“致远”舰总管轮英国人余锡尔;“济远”舰总管轮德国人华甫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例行回国休假的机会，但他们都无一例外的选择和朝夕相处的中国海军官兵们共同战斗。
马吉芬的军服和佩剑
在这场历时达5个多小时的海战中，身为北洋海军旗舰的“定远”舰遭到了日方炮火的重点攻击，露天飞桥和主炮炮台更是遭到了劈头盖脸的弹雨洗礼，在飞桥上指挥作战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被严重烧伤，同时受伤的还有洋员戴乐尔、汉纳根。戴乐尔双目短暂失明、耳膜受损，汉纳根伤了大腿，在轮机舱指挥的总管轮阿璧成双耳被炮声震聋。当“定远”舰首被日舰“扶桑”射出的炮弹洞穿，引发熊熊烈火后，双耳已被震聋的阿璧成在第一时间起身奔向已被烈火包裹的首楼顶部甲板，冒着下濑火药引发地的有毒烟雾，指挥损管部门的水兵架设消防水泵奋力灭火。原本在主炮台内指导炮手射击的尼格路士也迅速加入到救火行动中，但他被飞散的弹片击中胸口，有致命危险。面对同乡戴乐尔的询问，这位低阶水兵出身的英国人自知余时无多，所以他拒绝被送到舱内急救，希望留在甲板上看着炮手们继续发炮战斗，“可怜尼格路士负伤偃卧。‘苦痛欤？否，无所苦痛。惟予知予命毕矣;为上帝之故，勿舁予至可怖之铁甲层。听予留此可得观战之处，平安以死。现在君可去尽职，勿以予为念。’彼英国水兵之言如是。予依之……”然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尼格路士就这么静静地靠在“定远”舰的甲板舱壁上，默默地看着主炮台的炮手们奋力操炮还击，直到最终实在无法忍受伤口的剧烈疼痛，才开口呼唤索要止疼药剂。当戴乐尔带着麻醉剂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尼格路士已然因为失血过多进入最后的弥留之际，在留下对自己一双儿女（儿子13岁、女儿15岁）的无限愧疚和期许后溘然而逝，时年45岁。尼格路士死后，阿璧成继续指挥灭火，从底舱抽取海水灌向着火的军医院，最终将大火扑灭。
就在“定远”舰遭受重创之时，民族英雄邓世昌指挥“致远”舰，用没有垂直防护的舰体替旗舰抵御着来自日方密集的炮弹，“致远”因此损毁严重，舰体出现超过30°的可怕左倾，在军舰已经无法挽救的情况下，邓世昌下令“致远”舰开足马力冲向联合舰队本队，遵从邓世昌的命令，“致远”舰总管轮余锡尔—一个英国海军随舰工程师的儿子—在形同蒸笼的轮机舱内督促轮机兵不断地向锅炉的炉膛内加煤，以期让这艘重伤的战舰迸发出最后的速度。“致远”舰最终在冲锋的过程中不幸被日舰密集的炮弹击中迅速下沉，锅炉触及海水发生爆炸，余锡尔就此随着这艘他效力服务的“致远”舰，和包括管带邓世昌在内的244名官兵一起长眠在大东沟海域。直到“致远”舰沉没的最后一刻，露出水面的舰尾部分，螺旋桨依旧在飞速的旋转，仿佛是负责管轮的余锡尔努力到最后一刻的化身。那一年，余锡尔仅仅29岁……
另一艘铁甲舰“镇远”也成了日舰炮火集中攻击的目标，在甲板被下濑火药引燃后，该舰帮带大副马吉芬立即指挥水兵架设水龙灭火抢险，但不久他就被弹片击中，其中一小块弹片深深的嵌入了他的头骨，再也没有被取出来……
而在“镇远”舰主炮台指导炮手瞄准的哈卜门也被日舰弹片击伤右手，但哈卜门的伤没有白受，他配合“镇远”枪炮大副曹嘉祥向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发射了一颗305毫米口径的实心弹和一颗相同口径的开花弹，使其遭受到了大东沟海战中日方最为惨重的一次战斗伤亡—这两颗炮弹击穿了“松岛”舰的左舷舰壳，摧毁了第4号速射炮炮位，引爆了堆放在旁的20余颗填充着下濑火药的炮弹，将“松岛”舰重创，当场毙命28人，伤重毙命22人，重伤46人。
8名参加大东沟海战的洋员中，阵亡2名（尼格路士和余锡尔），重伤4名（戴乐尔、马吉芬、汉纳根、阿璧成），轻伤1人（哈卜门），伤亡率接近了令人吃惊的九成。战后，1894年10月23日，根据李鸿章的奏请，除了“济远”舰上临阵脱逃的华甫曼外，其余7人都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
阵亡的尼格路士和余锡尔被赏3年薪俸作为抚恤；汉纳根被赏二等第一宝星勋章，再赏提督衔；戴乐尔、阿璧成、哈卜门和马吉芬被赏三等第一宝星勋章，再赏水师游击衔。
李鸿章在为这些洋员们奏请嘉奖的奏折中写道：“此次海战，洋员在船者共有八人，阵亡二员，受伤四员。该洋员等以异域官兵，为中国效力，不惜身命，奋勇争先，洵属忠于所事，深明大义，较之中国人员尤为难得……”“兹据丁汝昌及汉纳根开单呈请具奏前来，臣复加查核，所有单开之阵亡之定远管炮洋弁尼格路士、余锡尔二员……力战受伤之总管镇远炮务德员哈卜门、帮办定远副管驾英员戴乐尔、帮办定远总管轮德员阿璧成、帮办镇远管带美员马吉芬、汉纳根……以上洋员所请奖恤，如蒙俞允，应请特旨宣示，愈足坚其效力用命之忱。”
大东沟海战后，返回旅顺的北洋海军为阵亡的两名洋员尼格路士和余锡尔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由两位阵亡的英国洋员的“老乡”戴乐尔主持（他是参加大东沟海战的3名英国洋员中惟一的幸存者），在戴乐尔朗读了言辞悲切的祭文后，手持步枪列队的北洋海军水兵按照西方军队礼节，面对尼格路士和余锡尔的衣冠冢（尼格路士的遗体被运回英国，余锡尔的遗体已无法打捞）向空放了3轮排枪以示悼念，随后又按照中国的传统丧仪烧了纸钱。北洋海军用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向他们的“洋烈士”致敬和道别。
甲午战争打到了乙未年，1895年2月17日，日军攻破威海卫，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