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很简单，在农民们青黄不接的艰难时期，各县政府每年分夏秋两次贷款或粮食给农村主户(自耕农)，按户等高低规定借贷数额，半年后加利息二分(20%)归还。
此举是为农民们减负的好方法，他们不用去向地主豪强借高利贷。
当时，这种高利贷的利息往往能达到40%以上，农民们根本无力偿还，最终变卖土地甚至卖儿卖女，成为流民。
而最终青苗法却失败了，原因不在王安石制定的东西，而在于具体执行的人。
众所周知，地方的官员必须同所任该县的地主豪强勾结在一起，不然工作也无法展开。
所以，官员和地主豪强是利益共同体。
而青苗法的本质，在于打击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这就严重触犯了他们的利益。
而负责执行青苗法的官员，同地主又是利益共同体，这本身就是荒谬的。
这就等于负责销赃的人来抓小偷，只会越抓越多。
而地主豪强的政治保护者，朝廷的高官们也纷纷指责王安石，造成政治压力。
具体执行的时候，青苗法完全被县官们篡改。
王安石规定青苗法的利息只有二分，县官们借机敲诈敛财，导致利息要高得多。
大部分地方，利息最低也有4分，有些地方竟然高达8分，比地主的高利贷还要夸张。
韩琦说：“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不问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也。……臣谓王莽时官贷本万钱，岁终赢得万钱，只令纳一千。若所赢钱更少，则纳息更薄。比今于青苗取利，尤为宽少。而王莽之后，上自两汉，下及有唐，更不闻有贷钱取利之法。”
还有，一些官吏趁机敛财，虚构贷款人，自己将大批贷款掌握在手中，放高利贷。
大量贷款，就这样被人挪用。
另外，由于王安石对于青苗法有考核，考核标准以发放和回收的多少为依据。
这导致官员强行将贷款摊派，交给没有贷款需要的中农和富农，又强行让他们支付利息。
这就等于变相的收税，中农、富农叫苦连天。
对于最需要贷款的普通农民，因捞不到好处，还存在不能还款的危险，官员反而不给发放。
最终，青苗法变为 需要贷款的人拿不到贷款，不需要贷款的人却被迫领取贷款，还要交纳巨额利息，变法事变也就是必然。
而宋神宗去世以后，宋哲宗的执行能力较强，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
如果不是这样，怕是尚且轮不到宋徽宗上位，早在哲宗执政的15年内，北宋就完蛋了。
青苗法的失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古代中国，想要自上而下的变法成功，是颇为困难的。
这是因为，变法的本质在于让统治阶层让出利益。没有任何人，愿意随便将自己的利益交给别人，为此甚至会爆发战争。
而统治阶层从上而下的变法，等于是割自己的肉，必然遭到内部支持者的巨大反对、抵制。连自己人都不支持，变法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以青苗法为例，如果官吏认真执行，广大农民是可以获得实际好处，必然会支持它。
然而，官吏刻意的胡乱执行，借助此法损害农民利益，让农民仇视它，就是最好的办法。
而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也就是必然。
呜呼哀哉，历史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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