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天下分裂动乱，政权更迭频繁。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部首领拓跋珪建立政权，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王朝。
到了公元471年，北魏第七位皇帝拓跋宏登基，是为孝文帝。
由于拓跋宏继位时仅有5岁，年纪尚幼，便由祖母冯太后临朝执政。因为，冯太后是历史上一位出色的女政治家，所以，在她的影响下，拓跋宏更是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公元490年，孝文帝亲政，开始进一步推行汉化改革。孝文帝觉得一个民族若没有文化底蕴，即使王朝再辉煌，也将会成为昙花一现。
所以，他要改变整个民族的本质，要让鲜卑族和文化底蕴深厚的汉族相融合。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提倡穿汉服、说汉话，改鲜卑姓为汉姓，自己也改名为“元宏”。此外，鼓励鲜卑上层人物和汉族进行联姻，并且，参照南朝典章制度进行官制改革。
可以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为北方各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意义非凡。499年，一代大有作为的皇帝病逝，年仅33岁，庙号高祖，谥号孝文皇帝。
我们都知道，鲜卑族拓跋部原是北方的游牧民族，统治者在建立北魏入主华北之地后，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利用汉族士人来统治汉民，而汉族士人也通过鲜卑统治者，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但是，鲜卑贵族和汉士族之间，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北魏初年，汉族士人的政治地位较低，一般无权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让汉族士人大都心怀不满。权且以崔浩为例，崔浩作为汉士族的代表，出身名门望族，祖上世代为官，父亲崔宏在北魏时，曾官至吏部尚书，赐爵白马公。并且，崔浩比起父亲来那是更甚一筹，博览经书，满腹才华，曾辅佐北魏三代皇帝，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诸多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北魏道武帝时，实行王、公、侯、子四等封爵制，但是，崔浩却极力主张恢复封建制度五等爵位。要知道，崔浩曾被封为武城子，后袭封白马公。由此可见，他的主张不仅仅是要把四等改为五等，他是想让世家大姓，按割据势力的大小受五等爵号，历代世袭并得到北魏皇帝的认可。就像西周时期那样，诸侯各自治理自己的封国，只对周王室保持着朝贡的关系。
因为，崔浩在北魏政权汉化中逐步得到了重用，使得他误以为北魏可以完全汉化，甚至，认为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达到鲜卑和汉士族共同执政的局面。
但是，这无疑触碰到了鲜卑皇权的底线。
自古以来，皇帝都想的是如何加强皇权，而不是与人分权。到了公元439年，魏太武帝令崔浩编修《国书》，要求根据真实资料编写一本魏国的国史，以留给皇室后代翻阅。汉士族讲究礼制，而鲜卑族相对落后，而且，鲜卑拓跋部人喜欢把头发打成辫子，穿着都是便于骑马的服饰，这对于一向喜欢衣冠齐楚的汉士族来说，当然是看不惯的。
此外，拓跋部人的同姓通婚，更是为汉士族所不齿，最终，诸如此类不雅观的事，都被崔浩毫不避讳地写进了书里，并且，他还将其刻在了石碑之上公布于众。这种做法彻底激怒了鲜卑贵族，最终，在公元450年，崔浩被*，株连九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国史之狱”。
然而，崔浩想平分北魏皇权的理想，正好反映了鲜卑贵族和汉士族之间的尖锐矛盾，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想来“国史之狱”只不过就是一个借口罢了。
北魏克柔然后，南朝成了它最大的威胁，再加上，北魏统治下的汉人居多，若北方士族响应南朝北伐，那么，北魏政权将会陷入危机之中。公元489年，魏孝文帝向诸臣寻求良策，大臣李彪建议：“对接近南朝七个州的汉士人进行加官封爵，给予和鲜卑贵族同等的待遇，这样就可以笼络人心，稳固政权。”
之后，孝文帝采纳了李彪的建议，开始重用汉族士人，极力调和汉士族和鲜卑贵族之间的关系。在鲜卑入主中原后，面对众多的汉士族和汉民众，鲜卑统治者想要收服人心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公元494年，孝文帝之所以力排众议迁都，并实行汉化政策，除了仰慕汉族文化、想要易鲜卑风俗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要维护鲜卑政权，更深层次的来稳固拓跋氏在中原的统治地位。”
此外，孝文帝的改革使得北方社会的经济有了明显发展，不仅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连商业活动都日趋活跃。而且，不仅加速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还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甚者，最主要的影响是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
【《魏书·帝纪第七·高祖纪上》、《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六卷》、《魏书·太祖纪》、《魏书·崔浩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