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分隔两地，做着不同的事业，但二人的联系和友谊却从未断绝。
周谷城与*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他们的书信内容也和以前在宿舍的交谈别无二致，区别在于二人纷纷向对方分享着自己的生活。
深受革命氛围感染的*在信中给周谷城推荐了许多除了当年他们一起读的《资本论》以外的共产主义书籍，也将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信仰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了周谷城。
*的介绍让周谷城深受感染，虽然他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是他的内心深处，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而周谷城给*的信中经常提起自己写作时候的疑虑与瓶颈，提起自己最近读书的心得，*也会在回信中对周谷城的写作进行建议和帮助，对他们读到的书给出自己的理解。
除了和*真挚的革命友谊外，周谷城自己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早在认识*之前，周谷城在北京高等师范（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参与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那时候，周谷城就积极的向群众宣传爱国思想。
1923年的2月8日，军阀吴佩孚大肆屠*罢工的京华铁路工人的消息传到长沙的时候，周谷城组织了大量的师生共同进行游行活动，抗议和抵制吴佩孚的暴行。
后来，日本租借我国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已经满了，但是日本耍起了无赖，就是不愿意归还旅顺和大连。
于是，在周谷城的倡议下，他们的《一中学生》校刊，开始渲染发行了对日本予以绝交的稿件。很快，湖南督军省长赵恒惕心怀叵测，强制要求解散当时的爱国组织“外交后援会”，周谷城带领一中学生进行抗议。
后来，觉得简单的抗议起不到效果，周谷城便推选了杨建模等10多个人代表全体的一中学生，直接游行到了赵恒惕的宅子进行抗议。
奈何赵恒惕坐拥大权，很快就派人将这一次游行暴力镇压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周谷城以及许多爱国学生，他们的赤诚之心日月可鉴。
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可身为一个文人的周谷城，也不断地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情绪。
周谷城曾经说过：“革命后，我怕死，所以做了学问。”
他是一个坦诚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也恰恰说明，周谷城心中赤诚的爱国之心丝毫不逊色于*，只不过因为“怕死”，他选择了教育救国，也在历史学研究上留下了属于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2年时，周谷城正在广州暨南大学社会学系担任系主任，那时候他的经典著作《中国通史》即将完成，这是对于周谷城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
结果《中国通史》刚刚出版，广州暨南大学的原校长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走了，而走马上任的新校长马上开始了“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拿出周谷城曾经组织的爱国运动大做文章，大力打压马克思主义的新校长，撤掉了周谷城的系主任位置。
新上任的系主任也跟周谷城处处为难，他听说周谷城精通中国历史，甚至写出了《中国通史》这种著作，就故意让周谷城去教世界史。
可是新系主任的为难让周谷城打开了新的大门，他开始投身于世界历史的研究并且也获得了杰出的成就，最终周谷城写出了他的另一部著作——《世界通史》。
要知道，在史学中，融汇中西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可是谁也没想到，周谷城做到了。
这不仅仅是对周谷城学术能力的印证，更是对周谷城心中不向反动派低头的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的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