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销烟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在民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次，这次禁烟运动大大增加了中国广大民众对鸦片危害性的认识，使很多人看清了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本质，唤醒了中国人们的爱国意识，使得很多爱国之士，纷纷开始反省，重新去定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再以“天朝上国”自居。
另一方面，禁烟大大损害了损害了英国的利益，加速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成为了外国列强发动“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脚步，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而随着英法等列强以鸦片之名强行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从此“鸦片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得国人健康状况恶化、意志衰退，有的甚至严重丧失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大量白银外流，国贫民弱。”“正如当时的一首广东民谣所说：“鸦片是土，吃久糊涂；亩仔无顾，亲戚断路；今日无涂，千艰万苦；明日无涂，大仰难度；后日再无涂，一命呜呼。”对此，当时的《中外日报》刊文指出，鸦片之毒为中国亘古未有之奇祸；禁烟之举，亦为亘古未有之大事，中国之前途荣辱系于禁烟之举。随着各方禁烟意识的不断增强，光绪于1906年正式颁布了十年为限禁绝烟毒上谕，开始清王朝20世纪第一次由政府发动的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禁烟运动。”
与此同时，鸦片在远东地区大量的倾销也导致一些西方国家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美国国内及其属地菲律宾的鸦片吸食和售卖日益严重。1906年，时任菲律宾主教的美国圣会教士勃伦脱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请他关注国际禁毒问题和美属菲律宾的鸦片问题，建议由中美两国共同发起国际性禁烟大会。
罗斯福最终接受了这一建议，提议在远东地区发起召开一次国际禁烟会议。经过一年多的国际间磋商，各国定于1909年2月1日在上海举行万国禁烟会议。”
1909年2月1日第一次万国禁烟大会在中国上海和平饭店召开。这次会议对于全球禁烟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参与会议的13个国家，共同开启了全球禁烟的历史。这次会议，也促成了三年后的1912年海牙国际禁毒会议的召开。海牙国际禁毒会议，草签了世界第一个国际禁毒公约——《海牙禁止鸦片公约》，称为国际禁毒合作的发端， 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禁毒斗争的开展，是国际禁毒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民国时期
早年孙中山曾在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以毒攻毒，最终绝毒”“土烟替换洋烟”，“与洋争利”的建议。此种观点与当时部分改革派知识分子相类，这说明他们对中国毒品问题的认识并不深刻。事实上，据总税务司赫德1897年估计，全国土产鸦片有334,000担，进口鸦片只有50,000余担。这说明，清末数十年广泛种植罂粟的结果，反导致鸦片烟毒进一步弥漫全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受更大破坏。所以“广种罂粟以争洋利”、“使其不禁而自止”的方法，根本行不通。
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对鸦片危害的认识更多，“亡国灭种，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故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提倡严禁之法，不仅否决了副总统黎元洪“实行鸦片专卖以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更连颁《严禁鸦片通令》及《令内务部通饬禁烟文》等法令，提出四项明确的禁烟措施：
一、剥夺吸食鸦片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一切公民权；二、令各级政府明示禁止鸦片，不要废驰；三、制定暂行条例，堵塞其他漏洞；四、加强宣传，使大众明白鸦片祸害，摒绝恶习。后来，孙中山在内务部设立全国禁烟公所，又颁布了列有鸦片罪十条的《新刑律》。
在辞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孙中山仍奔走各方，为禁烟出力。他曾致电英国国民和伦敦各报，要求英国“停此不仁之贸易”、“还我自由禁烟之主权”。在孙中山的努力下，1913年3月全国各地代表在北京召开禁烟大会，成立“全国禁烟联合会”，要求英国停止鸦片贸易，终迫使英印政府宣布不再向中国倾销鸦片。
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富有成效，得到国内舆论一致肯定。可惜袁世凯死后，中国陷于军阀割据之局，各派军阀为豢养军队，竟再次开放烟禁，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及利用军队推销鸦片，致使鸦片流毒再次死灰复燃。其产量很快便恢复到清朝末期禁烟前1905年的水平。由于鸦片栽培的急剧扩大，以致鸦片生产过剩，到1927年时，鸦片甚至开始大量往东南亚非法输出，甚至出口到缅甸地区。
至1921年4月，孙中山出任广州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一方面积极着手北伐，另一方面颁布和推行一系列禁烟法令和措施。1922年3月孙中山在广东设立“万国禁烟会广东分会”，并于4月开展大规模的禁烟运动。1924年1月16日，孙中山批准了禁烟督办署拟订的《禁烟条例》，规定禁烟督办将随时派员分赴各省、各属严密稽查，对鸦片烟毒的种、运、售、吸制订处罚条款。
不久，孙中山又发表了的讲话《禁烟问题与政治建设》，态度鲜明地表示：“鸦片营业绝对不能”，认为“欲达禁烟之目的，必须由国民政府採定全国一致遵守之计画”，并且严厉抨击那些以鸦片牟利的军阀，正是毒害的根源，故消灭军阀乃消除毒害的先决条件。这一讲话，被称为“总理拒毒遗训”，是指导时人禁毒的纲领性文献。
同时孙中山在1924年给朋友的来信中也表明，只有统一并且有强大中央政权的中国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的禁烟成功。所以当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方面迫于朝野舆论，另一方面“鸦片”流毒久矣，专门设置了“禁烟委员会”，负责全国的禁烟事务，并发布了“禁烟通令”，决定“采取分年逐步加紧为一贯之精神，且使地方官长与社会各界打成一片，共同努力于禁烟扫荡”，宣布实施“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大规模的军人勒种、贩运、销售在名义上予以取缔或制止并对民间公开种、运、售、吸予以明令查禁，但对于小股私贩、小片种以及个人别私吸现象却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彻底禁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