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说的很有道理。齐鲁两国深入东夷地区，只有因俗而治才能和当地的民族更好的融合，才能够平易近人，使得更多百姓归附。《汉书》记载姜太公用人“举贤而上功”，也就是能够打破周礼传统，任用贤人。鲁国用人“尊尊而亲亲”，也就是是只重用贵族。其结果是鲁国的治国人才十分稀少，而齐国却拥有管仲、晏子、田文经世之才。最终，鲁国因为政治被束缚而走向衰落，也是可以预料的了。
二，齐国重视渔盐之利，鲁国重义而轻利
上文已经提到，山东半岛有渔盐之利，适合工商业发展。不过当时这些优势还没有完全展现出现，姜太公刚到营丘时，这里“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也就是土地盐碱化严重，农业也不发达，地广人稀。针对这样的现象，姜太公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措施，大力发展渔业、盐业、纺织业、商业，在适合耕种的地区推广周人先进的农耕技术。很快，齐国成为了“煮盐垦田，富甲一方、兵甲数万”的强国。
姜太公
齐国的经济政策从姜太公制定后，就一直沿用，不论是春秋时期管仲、晏婴，还是战国时代田氏，都十分重视渔盐之利。齐国一直是各诸侯中最富裕的国家，藏富于民也是齐国的一种经济思想。
鲁国的地理条件和齐国差不多，其工商业也较为发达。和齐国相比，鲁国主要发展手工业，鲁国生产的薄酒、鲁缟、鲁削在列国中比较有名气，《韩非子·说林上》云 “鲁人身善织履，妻善织编”。另外，鲁农业是比齐国较为发达的，管仲时期，齐国还缺乏粮食，就采取提高粮价的方式向鲁国等进口。在商业领域，齐国远远领先于鲁国，齐国几乎垄断了当时的盐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暴利。虽然齐国在部分领袖缺乏竞争力，但繁荣商业使得齐国能够买到各国的特产。总体而言，齐国的经济是比鲁国发达的。
管仲
在西周时期，主要的产业都控制在贵族或者官方。到了春秋时期，传统的经济体制开始解体，各国开始局部地进行改革。最先改革的是齐国管仲改革，在农业方面推行了“相地而催征”，也就是开始按亩征税，土地私有制开始出现；在行政方面，打破了传统的国野制，推行了县、乡、卒、邑的四级管理体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加了军队规模。齐国在春秋时期的改革算是比较领先的，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鲁国作为一个传统礼仪之邦，是不会主动对废除贵族的经济体制的。关于鲁国的经济变动，《春秋》记载了鲁国在前594年推行了“初税亩”，也就是按亩征收，这比管仲改革晚了几十年。况且，鲁国的改革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局部的变动。在春秋时期，各国私有制经济普遍兴起，追逐利益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鲁国在周礼“重义轻利”的限制下，一直没有放开对私有经济的控制，直到鲁国衰亡后，这里的百姓才能够下海经商，追逐利益。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鲁国“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因此，总体而言，齐国的经济政策是相对开放的，与时俱进的，鲁国的经济政策就十分保守，难以取得重大的突破。齐鲁两国的地理位置相近，地理环境也差不多，但是齐国却成为了富裕的大国，鲁国的经济则相对落后。司马迁说“鲁人俗俭啬”，“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鲁国人之所以俭啬，其根本原因就是经济不发达，社会财富较少。可见经济政策对两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三，齐国文化兼容并蓄，鲁国文化以礼为尊虽然人们常常将齐鲁地区化为一个文化区，但实际两地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区别。鲁国周文化的传承者，是周代的三大文化中心之一。这和鲁国的立国思路是分不开的。伯禽受封之时就定下了鲁国的建国使命是“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徳。”也就是要将周公的礼乐制度十分彻底地推行。
到春秋时期，各国都礼崩乐坏了，但是鲁国依然保持着西周的传统，因此人们赞美到“周礼尽在鲁也”。鲁国的文化传统是儒家文化产生的基础，春秋时期的鲁国不仅出现了孔子这位儒家的创立者，还出现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左丘明等礼乐大师。战国时期，鲁国的附属邹国又出现了儒家的“亚圣”——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