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九月，北京市政府向中央递交"从1988年北京国际旅游年起接待外宾参观天安门城楼"的申请，王震等领导先后审批"同意"，并准许杨登彦在当年国庆节后正式通知天安门管理处，让他们开始为一九八八年天安门城楼的开放事宜做准备。
很久以后，杨登彦告诉世人，此次天安门城楼的开放之所以如此迅速，皆由于早有铺垫，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原来，早从一九七九年人民大会堂的解禁开始，中央的领导们便萌生出"开放天安门城楼"的意识，只是客观条件不成熟，未能直接实施罢了。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一步步开放重要场所，让它们从"神坛"走入群众，确实是改革开放的重大信号。
但天安门城楼同人民大会堂以及友谊商店等相比，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意义更关键深刻一些，需要充足准备，不能随意对待。
事实也是这般，在接到即将开放的通知后，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立刻抓紧时间展开对城楼内外一系列的布置和整理。
他们挪走了堆放在里面的节日装饰物品，递交相关申请，按照开国大典的样子摆放桌椅、沙发等等，换掉电灯、挂上更符合整体风格的宫灯，换掉原本白色的沙发，请知名画家在屏风上挥洒笔墨，留下牡丹、腊梅等极具中国风的图画……
一件又一件准备事项，从细节处体现管理人员对开放天安门城楼的重视和考虑，同时也让天安门城楼内部焕然一新，更加能够彰显一国象征之风范。
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这座古旧又庄重的建筑正式面向全世界开放了，整个过程非常低调，没有领导到场，只有一个简短的剪彩仪式。
和低调开放相比，高昂的是人民群众的热情，他们早早来到天安门城楼下等候，个个穿着得体，表情严肃，仿佛不是来参观的，而是准备登上城楼发表演讲一样。
首位登上天安门的普通人是北京一位退休老职工，老人家早上七点就在售票口排队，九点正式站在城楼上，接过薄熙成赠送给他的"登城楼证书"和一只景泰蓝花瓶。
至于首批外宾，则是一对外国夫妇，他们得到了相同的纪念品。其实，依照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天安门的票价并不便宜。
内宾每人次十元，外宾每人次四十元，龙年旅游节期间可优惠至三十元，皆高于别的景点门票价格，甚至连相关管理人员在开放最初，都很害怕人们不愿意付出高额费用来参观天安门。
虽然最终结果出乎意料，但仍旧令人不解，明明知道价高，领导们又为什么一定坚持这个门票价？
薄熙成后来说，他已经不记得当时为了天安门的票价到底多少开了几次会议，只记得他们一直坚持两个听起来颇具矛盾的原则：
其一是票价要在普通百姓能买得起的范围内；
其二是票价不可以太低，必须通过经济手段来控制参观人数，保护文物。而从当时的大众工资水平来看，最后拍板决定的天安门票价，的确很符合此二原则。
现在的天安门，依然是中国国家象征，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渴望见到的建筑物，但它却不再是中国人、乃至世界人的禁地。
天安门的开放，是中国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态度，同时它的门票价格，也体现了中国人对文物保护和人民群众的双重重视，是一件值得铭记的历史事件。
文/朱竟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