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瓦当（何岁利供图）
云纹瓦当（何岁利供图）
杭州新登古城
为配合新登古城保护工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20-2021年对新登古城进行考古发掘。2021年，在南城门区域发现唐代城门城墙遗迹、宋代道路遗迹、明清城门门墩遗迹及排水沟等遗迹。唐代城门被明清门墩和宋代路叠压，包括城门墩台和城墙遗迹。城门墩台东西总宽18.4米，南北进深和门道宽度不详。墩台均包砖，西侧墩台东西宽8.2米，东侧墩台宽度不详。墩台外侧为城墙，城墙砖砌，部分砖侧面有上”“下”“大”“田”等字。城门内发现宋代两条砖铺路遗迹，南北向、东西向各一条。另外还发现明清城门遗迹，建于唐代城门和宋代路面之上。新登古城南门位置发现唐、宋和明清不同时期的遗迹，印证了文献记载，具有重要价值。
宜春袁州古城
考古发掘了三处夯土遗迹和六处墙体遗迹。初步认定城墙分三期，最早可能至晚唐五代，二期、三期有可能为宋代和元代，明清时期城墙因破坏无存。发掘揭露的墙体结构清晰、早晚有序，体现了袁州古城自唐乾宁二年（895年）刺史揭镇筑罗城以来至元代的袁州城市建设史。
长沙培元桥五代-两宋遗址
培元桥地处南宋长沙城的西北部，此次发掘了五代的大型建筑基址1处、房址1处，五代至两宋时期古井93口，宋元街巷遗址1处。五代大型建筑基址有大小相似、结构相同、排列有序的方形柱坑43个。五代时期房址F1为单体多间房屋，屋外有水井、水池及联通的沟渠等，根据F1废弃堆积内出土朱书“使院”漆木器，推测可能是马殷任武安军留后时治事之所。
长沙恒大珺璟府五代-两宋遗址
恒大珺璟府发掘五代至两宋的沟3条，另外还有古井和灰坑。G1南北两壁规整，底部平整，可能为晚唐五代时期的护城河，五代废弃后，此在废弃护城河的基础上修建了G4，可能成为长沙城的一条内河道，壕沟内有着从南北两个方向倾倒的堆积物，北宋废弃并被填平。在此基础上铺设黄土，修建房屋和排水沟G2，并形成了垃圾坑H6，这显示出晚唐至北宋时期，长沙城市扩大带来的这一区域功能的变化情况。
明州罗城遗址（望京门段）
为保护与展示2016-2017年考古发掘的明州罗城遗址（望京门段）的城墙基址，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终于在2021年建成望京门城墙遗址公园，并对外开放。这段城墙基址，集中而真实地再现了宁波（明州）自唐末罗城始建以来至民国时期1000多年间的城防建设史，为研究宁波乃至我国东南沿海州府城墙的选址营建、规模形制、建造技术、工艺水平等提供了宝贵案例，也为“海上丝绸之路”之“活化石”与“中国大运河”之“南端口”的古代著名港口型城市宁波提供了极其稀有、不可再生、生动有力的考古例证。这个遗址公园成为回望宁波千年城墙建造史和城市发展史的实证空间与精神家园，也是追寻宁波城市演变轨迹、品读厚重历史的文化地标与重要窗口。
（三）边疆城址与军事防御遗址
北庭故城“悲田寺”
202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庭学研究院联合继续对北庭故城进行考古发掘，发掘了子城西南部的10、11号遗址。其中10号遗址是迄今在城内发现最大的建筑台基。11号遗址位于子城的西南部，建筑基址保存较差，形制不明，仅在台地南部还残存一道夯筑围墙。遗址出土了大量残破的瓦片、砖块和陶片。在北庭故城11号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底部刻有“悲田寺”三个字，证明北庭城核心区还曾经有一座“悲田寺”，可能和武则天长安年间开始创办悲田养病坊并在全国推广有关系。这是北庭考古的一个重要新进展，其前身可能是建于子城内的应运太宁寺。把“悲田寺”安置在子城内部，充分体现了唐朝通过国家力量对社会中孤老贫病等弱势人群的帮扶照顾。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东南，属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2019-202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实施了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土埂、木栅栏、踏步、灰堆等遗迹12处，出土以文书为主的各类遗物1400余件。结果表明，烽燧修筑于孔雀河北岸的一处大型红柳沙堆上，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该烽燧修筑年代为唐代，这一结果无疑是孔雀河烽燧年代学研究上的突破。
出土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难得的历史资料。军事文书中所涉及“计会交牌”、“平安火”制度的实物为国内首次发现，文学作品《韩朋赋》、《游仙窟》和传统经典《千字文》、《孝经》等文书丰富了相关版本资料，勋告、书信、契约文书是还原唐代社会生活的鲜活素材。经对出土文书释读，确定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唐代“沙堆烽”故址，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治所，属于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应是唐“沙堆烽”旧址，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属军事预警设施，始筑于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不久，废弃于贞元六年（790）吐蕃攻陷北庭前后，沿用时间约百年。除“沙堆烽”外，出土文书中还发现了“榆林镇”“通海镇”等多处军事设施和“楼兰路”“麻泽贼路”“焉耆路”等新的防御线路名称，填补了史籍对于焉耆军镇下孔雀河流域交通路线记载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唐代西域以安西都护府为中心的交通格局，是唐朝对西域有效管辖的直接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