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大院绣楼院
刘氏家族倡导“勤俭是立身之本，耕读是保家之基，立其身正其言，交友与德与贤”的古训。家中办有私塾学堂，从外地请来名师，家中子女不出门，就培养到秀才或举人。到刘震峰、刘际昌父子时，刘氏家族商富官达，达到了辉煌顶峰。刘家从造纸、经商起家，逐渐发展壮大家业，据说，当时刘家人骑马上北京城，沿途“不用住别人开的店”，到处都有自家的产业和商号。石阵刘氏从清朝康熙至咸丰年间，共出过26位太学生、5位禀贡生、6位举人、1名进士、4位知县、3位州同、1位内阁中书。
“老毡帽”刘震峰是刘氏16代孙，曾任南阳新野县训导、座补直隶光州县训导、中宪大夫、山西候补知府等职，刘震峰的出名一是因为他在大灾之年救济穷人，二是因为他修建淇河桥，自家拿出了一半的银两。刘震峰二弟刘华风、三弟刘晓风均在京城举高官。“小毡帽”刘际昌，在山西任汾州知府时，廉政为民，善断多种疑案，且经过董家庄断水案而出名，深受百姓爱戴，群众奉为“刘青天”。
刘震峰生活简朴，谦恭礼让。传说其回乡时衣着朴素，善戴一顶毡帽，家乡人不便直呼其名，便亲昵地称之为“老毡帽”。其子刘际昌尽管出身名门，但每次回家乡不坐轿、不骑马、不穿官服，穿布衣，戴毡帽，百姓便亲切地称他“小毡帽”。
道光九年（1829年），刘华峰回家省亲，当时刘震峰49岁时，他的兄弟刘华峰在北京做官，时年45岁，为给他的儿子刘际昌找一条生活出路，刘震峰对兄弟说，你在北京做官，家里还有一个大侄子没有工作，你可要费一费心思，给他安排个工作。刘华峰说，关于侄子之事， 我是这样考虑的，如果侄儿还想努力学习，就让他继续读书；如果不想上学了，咱就花钱给他捐了个郎中，先在北京边工作边学习，然后看机会再定。就这样由刘华峰决定，家里出钱，在京城为刘际昌捐一个官职。
道光十一年（1831年），刘际昌23岁时，跟随父亲上北京，到叔叔刘华峰为他安排工作的地方去上班。在北京，经过叔叔刘华峰的介绍，刘际昌认识了河南内乡人李棠阶、蒙古人倭仁、安徵人丁彦俦等知名人士。
在京期间，刘华峰陪同其哥哥刘震峰和侄儿刘际昌游览了圆明园、熙和园、景山公园，看了故宫的皇家建筑，又到北京西四胡同看了繁华的商业街，购买了家中所用。最后又到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商业街上，看到有一家马聚源的毡帽店门前熙熙攘攘，原来这是一家久负盛名的帽子商店。
据说这个毡帽店创办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被誉为北京帽业之首。在清朝时期北京城曾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用以向别人谝富，可见马聚源的帽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了。它生产的帽子，因用料讲究，做工精细、货真价实、品种齐全、花色繁多而著称于世。据传清政府一个姓张的大官在马聚源帽店买了一顶帽子，发现做工精细，用料真实，经这个张官员介绍，马聚源帽店应下了为清政府做缨帽的生意。马聚源帽店就从一个普通的小帽店一跃而成为清政府做缨帽、专为贵族官僚服务的“官帽店”了，主要经营宫廷需要的缨帽和富人戴的高级毡帽。清朝时期，很多人都以能戴一顶马聚源的帽子为荣。
当刘震峰看到这些之后，不禁为之一动，心想自己在老家也算是一方乡绅，为什么不能买一顶毡帽戴戴，于是他让兄弟为自己专门挑选了一顶“马聚源”的毡帽和一套“瑞蚨祥”的服装，当场在店内一试，果然气度不凡。只见一米八的个头，笔直的身材，头戴一顶藏红色毡帽，更显得高了别人一头，虽然五十出头，却比青年人更显得有气质。特别配上熨着花的青丝长袍，在人群中更显得鹤立鸡群。
他的二弟刘华峰看了大哥的一身打扮后，当即象变了一个人，说道“人靠衣裳马靠鞍”，大哥穿上这身衣服回家，这才像个“训导”的样子。说罢刘华峰又到街前为哥哥又买了一顶“马聚源”标志的帽子和一身“瑞蚨祥”标志的衣服，以备大哥替换之用。
刘氏庄园东院
回到家后，刘震峰时常带着这顶毡帽走街串巷，特别是在春秋和冬天，出门办事时，人们看到刘震峰戴着一顶毡帽，身穿蓝色长袍，走起路来气宇轩昂，人们便亲切地称他为“毡帽”。
道光壬子年（1846年），刘际昌得到了河南的乡荐成为举人，咸丰癸丑年（1853年）到丙辰年（1856年）由礼部主办的科举考试，都以名额满没有被录取，于是就由京官改为外用，抽签到山西任知府。
早在北京期间，他看到父亲带着毡帽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也时常带着“马聚源”的帽子回家，为便于区分二人，人们把刘震峰称为“老毡帽”，把刘际昌称为“小毡帽”。
刘氏庄园究竟是谁建的？
刘富民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刘家大院是“老毡帽”刘震峰盖的，并说“老毡帽”刘震峰利用其弟刘华峰的关系，从北京搞来设计的图纸，才盖成了刘家大院。还有人说“小毡帽”刘际昌在汾州当知府时，利用其关系，仿照乔家大院的样式，盖的刘家大院。究竟刘家大院建于何时？是何人所建，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刘家大院分为西院、中院、东院和北角楼院，每个院落自西而东逐步向上，除去八角楼院外，每个院落的门楣上都写有建筑的年代，我们按照这些年代，可以基本推断出自何年何人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