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许振华
说起在印尼的工作，黄郭蒙满是无奈。
他来自河南省，目前正在印尼苏拉威西岛莫罗瓦利县上的镍矿园区工作。与他一样，许多中国劳工因回国机票“一票难求”而滞留海外。黄郭蒙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他的护照自来到印尼起便被扣押在外包公司手中，这让他无法掌握人身的主动权。
“我们来印尼的签证是（不符合实际状况的）商务签，而不是工作签，所以得不到法律保障；合同也属于不正规的‘单一合同’，我们工人拿到一张写着‘需要服从安排’的纸张，签了字就交上去了（手里没有副本）。扣押护照则是普遍现象。”黄郭蒙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他被“丰厚条件”吸引到印尼，已在苏拉威西岛上工作约半年，渐渐厘清此次出国务工的种种不合规之处。
多项事例说明，在黄郭蒙工作的地方，扣押护照、不合规签证入境、合同不合规或不签、克扣工资等等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黄郭蒙的“老乡”、同样来自河南省的五位工人张强、张振杰、魏朋杰、郭陪阳、田明鑫今年3月经人介绍，以“212商务签证”来到印尼工作。与黄郭蒙一样，他们在苏拉威西岛上的镍矿项目中工作，一开始在莫罗瓦利县，后来辗转去到肯达里市。在印尼工作后，他们发现实际待遇远不如承诺所言，还在工地上看到许多不合规的现象。张强等五人因此于6月决定辞职回国，却因拿不回被扣押的护照寸步难行。
今年9月2日，张强等五人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出求助信，试图让其所在公司交还护照。9月19日，上述五人家属分别收到短信，发现五人经由印尼、马来西亚的“蛇头”运送，已偷渡至马来西亚，并很快在马柔佛州海岸被当地军队逮捕。“他们听信了当地蛇头的话，以为可以在蛇头的帮助下以偷渡的方式从马来西亚回国。”张强的妻子王兰告诉澎湃新闻。
经由五人家属的四处求助、马来西亚人权律师刘毅龙的协助，10月6日，马来西亚方面决定不起诉偷渡入境的五人，直接启动遣返程序。王兰等家属强调，五人是因回国无望、几乎精神崩溃才铤而走险，选择偷渡。
张强等五人因偷渡被扣押在柔佛州北干那那移民局扣留营，目前仍在等待厦门航空和中国驻马大使馆协调遣返程序，其中一人最快将于12月24日登上回国飞机，其余四人则需要在24日之后再等待3或6周。与黄郭蒙等滞留在印尼的中国工人相比，张强等五人遭遇了“不幸”，但他们有望通过大使馆批发的一次性证件回国，某种程度上仍算得上“幸运”。
马来西亚军方文告中关于张强的信息，红字注释由澎湃新闻提供。
“我已经习惯了这边的环境，从电工的重活转到后勤的岗位，也算轻松些。但还有很多工人受不了罪，比如要忍受暴晒、难吃的饭菜和不能回国的痛苦，许多人都陷入了抑郁。”短期之内还无望回国的黄郭蒙告诉澎湃新闻，他已经放弃了在明年春节前回国的打算；至于能否在过年后顺利回国，他也毫无把握。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与人文系助理教授单德赛向澎湃新闻分析说：“扣护照确实是资方针对境外劳工常见的处理手段，而上述劳工所面临的问题已涉嫌强迫劳动、人口贩卖等刑事犯罪内容。劳动法规层面的作为其实有限，这恐怕不是劳动法可以解决的范畴，需要报警。但是问题在于，当地警方和劳工户籍所在地的警方是否有执法的意愿和能力？”单德赛曾在国内从事海事海商法律业务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后主要关注跨境劳工、海员权益和海事职业健康。
除了疫情和昂贵的机票，还有什么原因使得一部分中国工人困在了印尼？是什么让他们无法畅通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孤岛”
黄郭蒙、张振杰、魏朋杰、郭陪阳、田明鑫、张强等中国劳工来到印尼的路径是相似的。
根据黄郭蒙的讲述，去年，国内建筑工地行业受新冠疫情冲击，让他难以找到工作。“去年我想找活干，在手机上搜索，看到一个在北京的中介，一开始我也不信他。我在国内做了差不多一年的活儿后，今年又没活儿干了。后来又看到这个北京中介的朋友圈发了很多去印尼工作的信息，我就相信他了。”黄郭蒙说。
此前，黄郭蒙也在境外从事过体力工作，当时的工作让他很是满意。这让他放松了警惕。为了来到印尼工作，黄郭蒙缴纳了4000元中介费。据他介绍，向他介绍工作的中介其实并无资历，也非注册公司。“中介跟我说印尼这边条件很好，而且他是我老乡，不可能骗我的，我就信了。”
在中介一番操作下，他在今年5月登上了去往印尼的飞机。
“一下飞机，中介就不管我了，什么都是人家说了算。来之前说得很好，可是到了印尼我遇到问题，中介就让我去找老板处理，不关他事。”黄郭蒙抱怨道。
据黄郭蒙描述，他在位于肯达里市的德龙工业园二期项目工作时，几乎每天无休，从早上六点干到下午五点半，“没有节假日，也没有休息班”。待遇方面，他原来被允诺的工资是每月14000元人民币，但实际月工资在10000元左右，工资发放还常出现积压的问题。“签合同的时候说是每两个月发一次工资。现在变成压着两个月都不发了。”黄郭蒙说。
除此之外，工人申请休息就要扣工资，每休息一次要扣掉400多元，心疼工资的工人往往选择不请假；扣工资也逐渐变成一种惩罚手段，如果工人引起带班上司的不满，就可能被“停工”惩罚。
黄郭蒙形容，工作就像“蹲号子”。“我住的地方是类似国内工地上的二层样板房。这种煎熬一般人受不了：天气暴晒、紫外线强；吃的是米饭和馒头，菜味道也不好，要想吃好一点就自己拿个小锅做点方便面解腻；喝酒解闷也贵，印尼不喝酒的穆斯林多，所以这边啤酒很贵，要十五元一瓶。”
工人惯称的“德龙二期”项目指的是印尼OSS公司（PT.Obsidian Stainless Steel）的不锈钢一体化冶炼项目。该公司由中国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与厦门象屿集团合资成立，是一家集镍铁合金生产、不锈钢冶炼为一体的大型钢铁企业。
黄郭蒙的经历不是孤例。年过半百的湖南人李均洋也为艰苦的工作环境深感煎熬。“这么热的天气，三四十摄氏度的高温，可吃过午饭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们就要开工；迟到十分钟，要被扣一个小时的工资，要是敢迟到半小时，就要被扣半天‘工’。太霸道了！”李均洋向澎湃新闻表示。四月底至五月中旬，他的工作环境还算正常，但从五月底开始，他遭遇了长期的“打骂、刁难、乱扣工资等‘欺压行径’”。
王兰收到的工作环境照片。
说起这次出国务工，李均洋懊悔不已，连连感慨“太倒霉了”。他指控雇佣他的外包公司拖欠工资。今年4月，他为了前往印尼工作，向中介公司交了5500元的押金。“已经快八个月了，才发给我10000元，里面还包括5500元的押金，其他工人的钱他们也没发。”李均洋说，“我在国内每天工资至少能有400元，中介说肯定不会比这低，我才愿意来的，但现在每天只给我算350元的工钱。”李均洋工作的地方在德龙三期工地，位于莫罗瓦利县。
他曾向上级反映“乱扣工资”的情况，却被不满他提出诉求的上级暴力对待。李均洋称，9月中旬的某天上午，他身边的其他工人被叫去上班，只留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的角落，而后有三名管理人员（李均洋称此三人为殷某、杨某、朱某）对他实施群殴。等到他从疼痛中醒来发现，自己被送到了当地医院，住院两天后又被送回园区。
许多受访工人反映，工地上时有肢体冲突发生，而这也会成为人身控制的把柄。“如果我敢投诉扣护照、不给放行等问题，上级就威胁把我和人打架的事情举报到当地警局。”曾在苏拉威西岛上另一家中资控股镍矿企业的工业园区工作的赵亚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