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语2016年入境印尼工作所用签证，上面写着是“商务签证”。
王天怡强调，外派人员若持有不合规的签证，则应当及时敦促有关公司尽快办理合法签证，或尽快离境。但面对新冠疫情和高昂的机票，被扣押护照的中国劳工无法做到“说走就走”，这是许多人被困在印尼工地的原因。
单德赛指出，尽管针对外籍劳工扣押护照是常见的人身控制行为，但上述中国劳工面临的问题已经涉嫌强迫劳动和刑事犯罪。“目前，处理这类纠纷的国内部门主要是商务部和人社部，还要看当地执法部门和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是否有意愿介入。”单德赛说。
王兰和张娅杰表示，五位偷渡劳工在铤而走险前曾寻求官方渠道求助。今年6月，工人和家属曾向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投诉过欠薪的问题，并在大使馆的帮助下追回了部分款项，然而护照扣押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在国内，我们联系过110报警，但因为工人身处印尼、偷渡后身处马来西亚，警方表示难以介入；河南本地的电视节目也说，工人在海外，很难提供帮助。”王兰说。而李均洋表示，他在国内的家人已就其问题提出上访，目前仍在等待有关部门回应。
王兰回忆，通过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外派劳务人员投诉中心微信号“Chinca84242447”、“12308热线（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等官方渠道寻求帮助时，她最开始都能得到态度很好的回复，但具体到诸如讨薪、遣返的问题，就很难获得突破。
“我们能投诉的电话都打了，打过很多错误的电话，也从一些回应中看到过希望。但往往是希望刚刚出现，下一通电话就让希望破灭了。兜兜转转，我们还是在原地。”王兰说。
夹缝
“中国籍海外劳工保护缺失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外派海员就出现了。改革开放早期，海员归对外经贸部管理，这也是将外派劳工视作‘出口劳动力’、以商品化思维管理的一种体现。他们并没有被视为劳动者，因此也很难获得《劳动法》保护。”单德赛分析说。
中国已在规范跨境劳务派遣上做出许多努力。2004年，中国商务部公布《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2009年，商务部、外交部制定《防范和处置境外劳务事件的规定》；2010年，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强化外派企业责任，监督外派企业落实劳务人员的社会保障和境外管理，严禁以中介的方式外派劳务和不负责任的行为；2012年5月16日国务院通过了《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要求“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应当依法与其招用的外派人员订立劳动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向外派人员提供工作条件和支付报酬，履行用人单位义务”“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通过中介机构招用外派人员的，应当选择依法取得许可并合法经营的中介机构，不得通过未依法取得许可或者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中介机构招用外派人员”；2016年，商务部制定《涉外劳务纠纷投诉举报处置办法》。
“规范跨境劳务派遣是国家一直在完善的法律问题，同时也是许多企业目前越来越重视的合规问题。外派的劳工也需要提高自身保护能力，比如应确认对外劳务派遣的中介具有法律规定的资质要求，确保外派的流程合法合规，在境外工作期间若出现劳动权益受损，应及时保留相应证据，在确保人身安全的情况下与雇主和派遣机构合法协商保障权益。”王天怡说。
单德赛称，针对外籍劳工的管理在输入国和输出国各有一种较为成功的经验。她说：“在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发达国家，当地的工会也会为外籍劳工提供保护，当地政府有专门部门跟进裁决和赔偿事宜；菲律宾的POEA（海外就业管理局）模式也比较有效，该部门为所有外派劳工提供了统一的国家标准合同，确保所有菲律宾劳工是通过合规中介派到国外，而且这些中介都受到POEA的监管。中介缴纳给POEA的保证金可以用来赔偿劳工，而招收劳工的境外单位若出现了违反劳工权益的行为，POEA可以判定是否要吊销有关中介的执照。”
海外中国劳工问题所涉及的官方机构除了所在国政府之外，还包括中国使领馆、商务部、公安部、外交部、市场监管总局、被投诉方的国内注册地或户籍所在地的政府以及其他商务、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涉及面广泛，为解决问题带来了困难。
陆敬波、史庆、王天怡发表于《2017年第九届陆家嘴法治论坛“一带一路”和法律服务国际化论文集》上的一篇文章提到，随着中华全国总工会境外维权协调办公室和涉外职工权益处等机构的撤并，我国目前仍缺乏一个专门对海外劳工权益保障的负责机构及相应保护机制。
发达国家本地工会对外籍劳工提供保护的模式在印尼并不具可行性。印尼的劳工条件不如发达国家；而且尽管印尼劳工运动发达，但其本土保护主义倾向明显。据《南华早报》2020年7月一篇文章报道，当时苏拉威西岛上出现了印尼学生组织的针对中国工人的抗议，这些抗议者认为在当地工作的许多中国工人并不持有正规的工作签证，即印尼人力部核实过的PRTKA（外籍工人利用计划）渠道签证。
新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近代作家王任叔（巴人）曾于印尼苏门答腊创作剧本《五祖庙》，以中国苦力遭受荷兰殖民者欺压的故事证明华人和印尼人在结构性压迫面前命运相连，但这种联合并未成为历史常态。“回顾历史，华工常常是被排斥的目标，民族主义也阻碍了不同国族背景的工人的联合。在印尼，华人/中国人被赋予了勤劳肯干、值得高薪的刻板印象，这造成了隔阂。”王乐之向澎湃新闻分析说。
中国劳工问题一直是印尼政界的敏感议题，现任总统佐科的政敌常常就此大肆炒作，攻击佐科。据印尼媒体Tempo报道，印尼海洋事务和投资部长、对华合作牵头人卢胡特曾于去年7月解释说，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抵达苏拉威西岛工作的中国工人是为了填充当地的技术空缺，比如对高科技机器的使用，而且这些中国工人会将技能教授给当地工人。黄郭蒙也告诉澎湃新闻，“我们在这里都是需要对印尼工人做‘传、帮、带’的。”
卢胡特强烈否认了“中国工人侵入”的炒作论述，但在印尼外籍劳工管理部门行政混乱的情况下，仍有许多印尼民众对中国劳工持抵触情绪。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印尼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访问学者潘玥在其发表于《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3期的《“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尼的中国劳工问题》一文中提到，印尼劳工部、移民局和司法与人权部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各部门首长提供的中国劳工人数数据间出入较大。
影响中国工人权益的印尼本土因素除排外情绪外，还有印尼政府的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源条件。《“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尼的中国劳工问题》一文引述调查问卷称，许多中国企业认为印尼用工问题严重影响项目推进，具体原因包括难以申请中国劳工的工作签证。
这篇论文指出，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许多中企不得不想方设法、不惜重金从中国带工人到印尼进场赶工，不惜承担工作签证手续费、中介费、管理费以及员工在印尼的吃住行费用等；由于印尼劳工部不断收紧工作签证的条件，以至于不少中企铤而走险，让员工持商务签证到印尼工作。论文还提到，一些企业表示他们曾经让员工持非工作签证来印尼工作；中介也在劳工部和移民局收紧的情况下难以提供合规签证的办理，甚至以不合规签证欺骗企业；部分中企员工甚至利用旅游签多次往返来躲避规管。
王天怡分析说，如果公司在印尼投资制造业工厂，按照规定要采取“属地化”操作，确保一定比例配额的当地劳工；但如果公司采取了工程承包模式，只是为了完成短期的项目工程，那么也可能以外派的方式引入一部分中国劳工，则公司和外派中国劳工不仅要遵守《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和/或《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同时也应当遵守印尼当地的法律法规。
根据《“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尼的中国劳工问题》文章分析，恰恰因为需要“赶工”，印尼的中国劳工问题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印尼本土的技术工人缺失让中企雇佣非法中国劳工加快工程进度；印尼有关部门搜查发现不合规签证工人，引起社会舆论反感，劳工部因此再度收紧对中国工人的签证发放，进而让中国工人难以通过正规签证渠道进入印尼。
互助
因回国机票昂贵，黄郭蒙决定留在印尼继续工作。“回国机票现在要四万多了，不是一般的贵。我们工资一个月最多也就一万出头，干几个月的钱就只够买张机票，一般工人是买不起的。”黄郭蒙说。
在印尼工人提供的微信朋友圈中“票代”的机票行情。
黄郭蒙感谢五位河南同乡的冒险举动。“经过河南这五个老乡这一折腾，一回国，一曝光，（德龙工业园上的一些外包管理人员）这段时间对员工说话没有以前那么恶劣、那么‘牛’了。”黄郭蒙说。这也在其他中国劳工的讲述中得到印证。另外，多名中国劳工向澎湃新闻表示，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已向有关企业发出文件，要求企业就工人情况开展自查。
自9月19日王兰等河南工人家属与丈夫们失联后，已过去了近3个月的时间。五位家属为了寻求让丈夫顺利回国，自9月起一直在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中国驻马大使馆以及各大航空公司联系。“我想，如果我们丈夫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就会让更多海外中国劳工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王兰说。
根据中国驻马大使馆指示，王兰等人于11月中旬帮她们的丈夫购买了五张厦门航空12月3日的回国机票。厦门航空最初表示，因待遣返人员来自“疫情风险高”的扣留营，因此拒绝五人上机。在购票家属和律师的申诉以及驻马大使馆的协调下，厦门航空公司决定不退回机票，允许五名待遣返人员通过厦门航空航班回到中国。
“考虑到旅客的现状，我司已对旅客机票进行特批处理，并将根据旅客重新安排的赴华日期进行调整。目前我司计划自12月24日起，分批次帮助旅客在合规且符合防疫要求的情况下回国。”厦门航空（吉隆坡办事处）12月1日在回复澎湃新闻的邮件中写道。
根据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网站11月14日发布的《中国驻印尼使馆协调航司和检测机构调减赴华机票、行前检测费用》文告，中国使馆在职权范围内与各有关航司及检测机构作了沟通协调。各航司、检测机构陆续反馈，充分考虑到中国公民的实际困难，对机票和检测费用进行调减。
王文振曾于去年5月组建“新冠救援团”。当时，他和其他志愿者的服务对象是印尼本地医院的医护人员。自去年9月开始，他收到了很多滞留在印尼的中国人有关“回国难”的留言，今年3月，工人滞留印尼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因此决定于今年5月开始再度启用“新冠救援团”的名义为这些滞留人员募集物资和款项。
如今，“新冠救援团”开展了线上心理咨询项目，让免费提供服务的心理咨询师帮助滞留人员疏通情绪。“新冠救援团”微信公众号平台持续接受滞留中国同胞的求助。“虽然能够做的有限，但该团队会持续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王文振向澎湃新闻说。
王兰等五人家属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求助信息后，有很多去印尼工作的中国劳工加了她的微信，询问她和待遣返工人的情况。“我收到了一些捐款，但看到捐款人是在印尼的中国劳工的，我就没有收。”前往印尼工作的河南籍劳工和家属建立了微信群，分享有关工作维权和如何顺利回国的信息，为精神状况不佳的滞留人员打气。
“愿那些为生存而在国境之间颠沛流离的劳动者们一切安好。”刘毅龙9月30日在脸书平台上写道。当日他抵达北干那那移民局了解被扣押中国劳工的情况，开始了其为工人和家属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持续至今。
（应受访者要求，黄郭蒙、李均洋、王图龙、林森语、A君、赵亚心是化名，部分受访工人所述内容因其担心自身安全而未于报道中直接引用）
责任编辑：张无为 图片编辑：沈轲
校对：刘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