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家认为，在北京现址上存在过的最古老的城市是“蓟”。“蓟”是冀州最重要的城市，据说它在舜帝时期（前2400）就已经形成了。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这座城市“固若金汤”，公元前723年，“蓟”成为燕国的都城，公元前221年，这里又被秦始皇的铁骑踏平。“蓟”的旧址在如今的北京城西北角，到西汉时，这座城市已经不再重要了。
到了东汉时期，公元70年前后，这里才建起了新城，新城建在“蓟”城旧址的南面约10里处，位于如今的“鞑靼城”的西南角，也就处在“汉人城”的西北部。新城名为“燕”，三国时期更名为“幽州”，除唐代曾向该城派驻过一支胡人领导的强大军队以外，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936年被契丹人占领。当契丹人成为北方的领导力量，开始在这里建立政权辽时，他们发现这里的规模实在太小，实在无法建都。于是，他们在原址上建立起了比幽州更大、更新的都城，新城的西面和南面扩张得更远。由于辽王朝已经在辽东的北部建立了都城，这座新城便被命名为“南京”，它另一个更著名的名字，是“燕京”。
布列茨耐德曾沿现今北京外城南墙外约2.5里及西墙外约4里处考察，确定了燕京西南角的位置。东墙在如今“琉璃厂”（正阳门西面一条贩卖书籍和古玩字画的著名街道）西侧，因为根据《顺天府志》引《辽史·地理志》所记载的辽代地理风貌，这琉璃厂街上曾立一块碑，标明此地为燕城东门外的“海王村”。燕城北墙和如今北京内城的南墙又恰好几乎贴合。
燕京城呈四边形，周长36里，城墙高30英尺，宽15英尺。建有八座城门和为弓箭手所用的城楼和木质移动楼橹，即东面的安东门、迎春门；南面的开阳门、丹凤门；西面的显西门、清晋门和北面的通天门、拱辰门。
辽的宫城呈长方形，四周环绕着两重宫墙，位于燕京城的西南部。
辽被曾经的属国“金”推翻后（1125），燕京城又经历了一些重大的改建。完颜宗望（后称太宗）在燕京城内或近畿曾建造了某种筑有围墙的营垒或碉堡。直到几年后的海陵王时期（1149—1160），更大的新都城，包括新的皇宫，才在原来的燕京基础上建造起来。
要推算金中都的确切周长几乎已经不可能了，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比辽代的燕京城要大得多，向东面也扩张得更远。中国的志书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记载：一些碑刻也能够证明，像白云观、天宁寺、土地庙这样位于内城西面和南面的寺庙，曾经都在金中都的范围内。所以我们自然能够得出结论：金中都旧址包含旧的燕京，位于北京外城西面约4里处，东面达到东便门附近，其南墙可能继续沿用了燕京的南城墙（外城以南2.5里处），而北墙则位于内城南墙的北方一里左右的地方。如果这些假设正确，那么金中都城墙的总长度约为54里。
因为金人依照成吉思汗提出的条件与他迅速签订了和约，所以金中都得以保全（1213），而金朝皇帝也已经无力维持其在北方的统治，于是金迁都汴梁，又称南京，南京是宋朝皇帝的故都，而今，宋朝已迁都杭州。金人离开金中都后不久，蒙古人就对这里发起了第三次进攻（1215），攻陷后，他们在宫城内放火，根据古籍记载，大火连烧了一个月。大批官员和平民死亡，大片的城区被夷为平地。但在元朝，旧宫殿的重要遗迹仍得以保存。明初，金代建筑遗址犹存。嘉靖时期修筑外城（1554）后，遗迹逐渐磨灭。1260年，忽必烈统治了中国北方，他似乎曾有重建金中都的打算，但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另一个更加伟大的宏愿所取代。
《元史》精要地描述了北京城的起源和早期历史：伟大的帝国领袖忽必烈认识到，成吉思汗建在哈拉和林的旧军营并不适合作为世界帝国的都城，都城应当建在中国，而非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因为中国文明更为先进，自然资源更为丰富。即使都城建在帝国东方一隅，也无关紧要。当时的中国，确实是唯一可能缔造世界中心的国家。
1267年或1268年建造的新城名为“大都”（“伟大的都城”），或“汗八里”（“可汗之城”）。元朝都城的围墙是把泥土置于藩篱和稻草之间打夯加固制成的土墙。很可能直到明代，砖块才开始用于建造城墙。
元大都北面的城墙位于今安定门和德胜门（如今北城墙上的两座门）之外，当时，这些地方都包含在城墙范围内。如果我们认定北京城北面5里现存的部分城墙就是元城墙遗址的话，就能够回答关于元大都的北面城墙究竟位于何处的问题。这段城墙仍然以“元城”之名广为人知，除此之外再无解释。明代典籍中指出，元大都的北城墙在1368年被向南内缩了5里，进一步佐证了这样的假设。
我们几乎可以确认，元都城的西城墙和东城墙与明代的东西城墙位置重合。平则门和齐化门保留原名，而和义门更名为西直门，崇仁门更名为东直门。如果这些城墙的位置有所变动，是一定会被详尽地记录下来的，就如同城市北面边界的变化一样。不过，元都城的南城墙与原先明朝都城，即北京内城的南城墙位置并不一致，因为它实际上在金中都北城墙的范围以内，而金中都在元代仍然存在，并以“南城”之名为人所知。值得注意的是，白云观这样的建筑位于金中都城内，而如果金中都的北城墙没有在如今的内城南城墙北面至少一里的范围内，那么这样的结论就不能成立。此外，根据《日下旧闻考》引《元一统志》（元代地理文献）记载：修建元大都时，曾下令在庆寿寺以南三十步远处修建南墙，庆寿寺现成为双塔寺，大约在现南墙北边一里半处，二塔屹然尚存。此外，依照旧例，观星台原位于元大都东南角处，其遗迹仍存留于今东南城角以北约一里半处的东城墙。根据以上证据，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元大都南城墙是沿着今鞑靼的城南墙以北一里或一里半处修筑的，而且，它很有可能与金中都北城墙重合（或有几步之遥）。南城墙的位置直到15世纪初永乐帝以前从未有过变化，而北城墙在约50年前就依洪武皇帝敕令改动了。
元大都仅存在了短短的一个世纪左右，但在这段时间，却进行了大量的建筑、修缮工程。大都城于1292年和1322年又连续得到整修。直到那时，城门好像还没有什么永久性的防御设施，蒙古人可能使用了史籍中辽人和金人所使用的移动木质楼橹，不过，他们在城门外加筑了瓮城，即城门外一种呈“U”形弯曲的城墙。这就为如今北京别具一格的城门奠定了基础，塑造了北京城门深广的院落和高大的楼阁（马可·波罗曾提到过）。但与后来的明代有所不同的是，那时护城河上的桥仍是木质，而非石质。
蒙古人的都城“汗八里”，即元大都，比如今北京的内城要大得多，但恐怕还没有上文所引的元代典籍中所描述的“城方六十里”那般辽阔。如果我们推算的城墙位置大致正确的话，元大都的城墙总长最多不过50里。
元大都城市布局规则整齐，通往四方的街道将城区划分为一块块方形地带，可以说，这成了中国古代皇城的特点，尤其是隋唐时期的都城长安，那时，这种区划臻于完美。根据附有插图的古代长安志书所述，长安城的布局形似棋盘，整座城市被主要道路分为一块块方形地区，称为“坊”，“坊”又由狭窄的道路分为四块略小的方形。一座宫殿或衙门有时会在整个“坊”的基础上建造，但寻常的宅院则只占“坊”的四分之一。在元大都，每个“坊”占地8亩（约1.25～1.5英亩），居住一个家庭，一“坊”的面积足够容纳四面带有房屋的庭院和围墙式花园。很难说元大都的这种城市规划究竟被践行了多少，但这种布局的主要特征至今仍在北京的内城有所体现，城中主要道路呈东南—西北走向，还有许多秩序井然的旧街区，特别是在北部，这体现出了元大都“坊”的规划。应当指出，长安城和元大都这样的城区规划颇似一些西方现代城市，由宽阔的街道划分为整齐的街区，而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市那样，建筑局促，街道狭窄。这些庞大的中国古城空间辽阔、视野宽广，有着低矮的宫室和茂密的绿树、花园，但这些大多隐藏在深深的庭院里。庭院，即是中国家庭的理想中心。
元大都的北城墙曾经向北移动了约5里，其南墙位于今天的北京南城墙以北一里多。考虑到这些布局上的位置变化便不难发现，今天的钟鼓楼确实位于元大都的中央，其他保留着钟鼓楼的中国古城也是一样。今天的钟楼和鼓楼建于两个不同的时期。钟楼更为风雅、更具装饰性，鼓楼更庞大、更敦实。钟楼完全由砖石所建，筑有汉白玉券门和栏杆，以及乾隆时期风格的装饰性女墙。它是在1745年一场大火后修复重建的，其前身由永乐帝于15世纪初建造，用于替代位置稍微偏东的元代钟楼。鼓楼的宽度是钟楼的两倍以上，且建筑风格区别于钟楼。鼓楼的基座是辟有两道拱券的巨大砌砖土质城台，上部是环有回廊的大型重檐双层楼阁。整个结构显得传统、古旧，在这里体现为建筑的庞大和庄严。虽然经历了重建和翻新，它仍不失为典型的元代古建筑。如果将之与北京城的其他类似建筑比较，如明清时期所建的紫禁城午门，可以发现，鼓楼建筑结构的细节更加简洁（如斗），而体量则更为巨大，这也是早期建筑的特点。鼓楼矗立于通往皇宫的宽阔大街的尽头，显得雄伟壮观。它很有可能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宫殿式建筑（类似于中国所说的“台”）；此外北京城附近最古老的元代建筑恐怕就只有塔寺了。
(本文节选自《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