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华兹生《史记》英译本
《史记》日本现代语译本
《史记》法译本(友丰书局)
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
《史记》《水经注》《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孙子兵法》……在历史长河中，先人留下了对自然、对历史、对社会的认识和精粹总结，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这些典籍因其重要价值被传播到世界各地。
从今天起，“悦读空间”版推出“中国典籍在海外”栏目，让我们细数这些经典之美，看它们在异域开出的花。
——开栏的话
沐浴在数千年历史辉光下的中国人，是幸福的!
《史记》给予中国人的精神滋养，就是一例。史学界赞誉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学范式，文学界感叹《史记》的文辞长短相错、文采风骨尽在。在世界观、人生观的角度，司马迁提出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人生价值观，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成为影响世界的一种中国文化精神。
笔者以为，司马迁对后世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实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生目标。这种“立言不朽”的榜样力量，激励后人以创新、传世意识著书立说，成为贯穿2000多年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一种特质，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罕见的。
身为魏晋帝王的曹丕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论；南宋自学成才的郑樵，隐居夹漈山编纂数万字的纪传体通史《通志》；明代李时珍“搜罗百氏”“采访四方”，历经40年完成《本草纲目》：清初顾炎武，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历经30年编成反映明末清初思想风貌的学术专著《日知录》。扬雄的《方言》、班固的《汉书》、王充的《论衡》、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洪迈的《容斋随笔》……今天中国人能读到的绝大部分经典著作背后，几乎都有司马迁的影子。
《史记》在亚洲世界
《史记》在亚洲传播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几乎与中国大陆同步。
处于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家，社会主流阶层从国王到大臣、再到贵族子弟的教育，均阅读和学习《史记》，并历经从抄写、刻本传播到用当地语言选译、节译、全文翻译传播的历史阶段。
公元600-604年，《史记》由遣唐使带回日本。公元701年日本颁布《大宝律令》，规定专攻史学纪传的学科需学习《汉书》《史记》等。平安时代，《史记》是嵯峨、清和等4位天皇学习的中国典籍之一，明治天皇每逢二、七日专门攻读《史记》。奈良、平安时代，《史记》是日本宫廷教育的必修课，室町、江户时代，《史记》是日本政治家和各藩王开设的子弟学校的必读书。据覃启勋的研究，《史记》直接影响了日本历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诞生。1978年日本明德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研究书目解题》记载了670部研究专著。笔者日前查阅日本国会图书馆书目，发现以“司马迁”署名的图书有199种，包含《史记》的日语译注本、点校本和日文翻译本。
《史记》约在东晋时期的317—420年间传入朝鲜半岛，并以汉文文本的形式传播。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公元372年，高句丽“立太学，教育子弟”，除讲授“五经”外，还讲授包括《史记》的“三史”。公元1425，朝鲜铸字刊印《史记》，颁赠文臣。之后刊刻崔岦编纂的《汉史列传抄》和以朝鲜国王名义编纂的《史记英选》木刻本。
1965年，韩国玄岩社出版了第一部韩文选译本《史记列传》，韩国汉学家崔仁旭译。其后《史记》以文学作品形式在韩国广泛传播，突出趣味性和教育性，影响从社会主流阶层深入到大众传播层面。1992年，中国文学研究学者丁范镇带领成均馆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进行《史记》全书的韩文译注，1996年出齐全部7册。
《史记》在欧美世界
在欧美，《史记》传播翻译的主体先后历经传教士、学院派汉学家、中国研究学者几个阶段，故影响多在学术研究领域。
《史记》法译本由法国汉学家沙畹主持的。1889年，24岁的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译员身份来到北京，在清朝驻法使馆参赞唐夏礼帮助下，着手翻译《史记》。沙畹翻译的《史记》属节译本，由导言、注释和极为详尽的附录组成，考证严谨，在注释中进行大量发挥。沙畹的学生、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评价它是“自理雅各《中国经典》以来欧洲汉学界最重大的著作”。
俄国东正教使团团长比丘林在1851年出版的三卷本《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中，翻译、使用了《史记》中“匈奴列传”和“大宛列传”为底本翻译成俄文。后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节译《史记》17篇，多为各篇总括性内容。影响最大的是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越特金的《史记》俄文全译本，翻译过程中越特金与顾颉刚等中国学者通信交流。2010年越特金诞辰百年之际，俄译注释本《史记》第九卷问世，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欧洲语言全译注释本。
迄今为止，《史记》尚无英译全译本，目前7种单行本中，影响较大的是华兹生的《史记》英译本。该译本打乱《史记》原有顺序，按汉朝历史和汉武帝时代特征编译出可读性强的80篇，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作为世界文学经典译本，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性著作选集“中国系列丛书”。从OCLC数据库检索来看，世界各地收藏华兹生译《史记》1961年版的图书馆多达823家，是世界上纸质版《史记》译本中收藏馆数最多的。
已出版8卷本的倪豪士英译本，保留了《史记》原著写作顺序，译本内容有纪年说明、度量衡对照表、译文等。每页译文下附有详尽的考证与说明，每章后附有译者相关评注，每卷译本后附有参考文献目录等。中外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严谨求实、考证全面、最富学术价值的《史记》英译本。世界各地藏有倪译《史记》的图书馆多达412家，拥有倪译《史记》电子资源的图书馆达1233家。
中国文化精神独特的价值
中国文化精神独特的一个方面，就是将有限的生命价值与历史结合在一起，将立功、立德、立言，作为不朽的标准。即通过“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的道德建树、“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的社会贡献、“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的思想文化创新，使个体载入史册获得永恒。这种人生价值观，超越了以满足个体私欲为目标的自然阶段，实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文明化阶段，卓然不群。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人虽然乐意收集历史材料、记载历史事实，但缺乏“反省”的态度，更没有“精神”的贯穿，因而是“原始的史学”。实际上，无论是司马迁将著述视为生命最高价值的态度，还是他记录历史的视角，都闪耀着精神的光辉。
以此观之，《史记》给予汉字文化圈的亚洲国家的影响最大，而在宗教情结浓厚及长期抱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欧美世界，蕴含在历史叙事中的中华文化精神的魅力才刚刚开始展现。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