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知古今。现实中的一些乱象,其实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关照。
比如,司马迁的一句千古名言,最近因为一款有着67味药的酒,而被人们反复提起。
这句名言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该语出自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回信《报任安书》。信中,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表现出了他为实现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
司马迁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担任汉朝太史令。司马迁十岁时,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乐衷于游历名山大川,了解风土人情,搜集古事旧闻。
公元前110年,病危中的父亲向他讲述了想写一部史书的志愿,可惜未能实现,希望司马迁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三年后,司马迁继承父职,任太史令。作为为太史公,本身就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
一方面是父亲的遗愿,一方面是自身职责和“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司马迁决意撰述《史记》。于是,他广泛阅读宫廷中的藏书和档案,积累了大量历史资料,开始了《史记》的著作。
公年前99年,汉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获罪下狱。由于拿不出足够的金钱自赎,结果受到了腐刑。受刑后,司马迁异常痛苦,一度不想苟活。但他想到自己的著作还没有完成,强忍痛苦,坚强的活下去。
出狱后,他担任中书令,怀着满腔悲愤,坚持写作,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历史巨作《史记》。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让我们把视线转回《报任安书》。
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巫蛊之祸中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求助,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彼时并没有过多责怪任安。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于是判他腰斩。
任安自认为受到天大的冤屈,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李陵之祸”。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绝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于是,在征和二年十一月,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
这封回信,大部分内容都是讲述司马迁自己突遭天降横祸,忍受了宫刑之后没有悲愤去死的原因,于是也就有了这句震古烁今的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千百年来,这句话称颂了多少伟人烈士,讽刺了多少无胆鼠辈,又鼓励了多少在困境中迷茫无助的人。
回到现实中来,什么重于泰山,什么轻于鸿茅,各位看官自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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