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充分阐述了他忍辱负重活下来以求文采表于后世的价值选择。
“乌台诗案”使苏轼的政治生命遭受到毁灭性打击，身心重创，死里逃生，让他不得不重新思索生命的价值，并对自己重新定位。
司马迁的著书自见无疑给苏轼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
司马迁说自己“恨私心有所不尽，恨鄙陋没世，文采不表于后世”，于是选择忍辱负重，“思垂空文以自见”，终于完成《史记》这部皇皇巨著。
但他无法走出生命耻辱带给自己的人生困境，他说自己“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最终在屈辱剧痛中凄然离世。
对苏轼来讲，他也选择了著书立说以实现自己价值的人生之路，但不同的是，他没有因为屈辱而否定生命的价值。
他能看到屈辱是生命中很难避免的，当生命遭受屈辱时，生命更加可贵，更值得延续和养护，生命也会因此而磨砺出更灿烂的辉光。
陶渊明因为不堪忍受官场的污浊和束缚而归返田园，可谓穷而独善其身的典型代表。
他把官场看作生命的牢笼，把田园视为心灵的乐土。
田间的劳作，乡邻的寒暄，道旁的草木，朝夕的露水，这一切都让他感觉到心灵的自由和安适，这欲辩忘言的真意，也让他最终消隐于山林田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