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条华北大地上仅次于黄河的自然河流——永定河，称之为“北京的母亲河”，不仅只是在文学描写上的一种赞美，更是在对北京城起源、成长问题的研究上，对永定河与北京城之间所存在的血肉相连、相依为命最贴切的表达。
有人说，这是在对北京城市发展的研究中，首次做出这样的表达。
水与人类文明城市，是人们公认的人类三大文明之一。“没有城市，文明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文明又是什么?
文明，是指人类在保持好生态环境平衡的前提下，不断取得进步的一种状态。无论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力量是什么，文明与享受文明都必须依赖于物质生产者所进行的劳动，及其所提供的剩余产品。也就是说，必须先有农民、牧民、渔夫、伐木者、手工业者等生产者进行的物质生产所提供的剩余产品，才会有文明的开端。换言之，这些为人类生活所必须的剩余产品的存在，是人类文明开始出现所具备的必须的条件。同样，没有这种剩余产品的持续供给，城市也就不可能产生、存在，乃至发展。
正由于此，人类文明总是在拥有肥沃土地和可靠水源的地方首先出现和发展起来。
埃及是世界公认的文明古国。而人们也普遍认为，埃及是名副其实的“尼罗河的赐予”，开罗是“尼罗河之子”。因为，正是蜿蜒在非洲大陆的尼罗河所铸就的肥沃无比的洪积、冲积平原(也有人称“三角洲”)滋养并维持了埃及的文明，并产生象征埃及文明的城市——开罗。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产生，则是得益于它拥有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条河流所提供的稳定的水源，及其所在流域拥有的肥沃的土壤，生活在其中的农民能够生产出大量剩余产品，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能够从田间的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才会出现众多的城市、壮丽的宫殿、神庙，以及各种艺术品、楔形文字、数学、历书、天文学，等等。
印度的文明首先产生于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肥沃土壤的恒河三角洲，同时也以充足的水源养育了德里。恒河也因之成为了印度人心中的“圣河”。
同样，英国的伦敦依偎在泰晤士河旁;法国的巴黎则是仰仗塞纳河水的哺育......纵观整个世界，大凡是历史悠久的古都，几乎无一例外都依偎着一条大河，并仰仗着该河形成的洪积、冲积平原的养育。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虽然地域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千差万别、地貌类形多样，早期文明的起源，呈“满天星斗”的态势，但地处中原的华夏文化，在中华文明即将诞生前，便已居于史前各文化区的核心地位，并奠定了它在未来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基础。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黄河流域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温暖而湿润的气候、充足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在这里不仅孕育了最早的华夏文明，而且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时期的前1000年，其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中原地区，并且总是沿着长安——洛阳——开封这一条东西轴线呈徘徊式移动;后1000年才逐渐转移东南方向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南京、杭州。最后，才由南京转而北京。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也孕育了代表文明的城市”。
北京是一座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古老城市，它的孕育、产生，又是依傍着一条什么样的河流，遵循着什么样的轨迹发展?这是每一位探索北京城起源、发展的学者所必须要探索、研究，并要回答，而且也必须回答的问题。
侯仁之先生与《尼罗河》的半世书缘1932年侯仁之先生由汇文中学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在这里遇到了影响他一生学术追求的两位老师——顾颉刚、洪业(煨莲)。他们在当时都已是史学界很有名望的学者了。他们在学术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深深地感召了侯仁之。也正是在这里，侯仁之开启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关于“北京城”的演讲。不仅如此，他在本科学习期间，对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水利问题亦是格外关注。这也使得侯仁之在学术生涯中，逐渐地树立起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水，包括江河湖海、大江沟渠和运河等，它们在自然地貌的形成和变迁的过程中，抑或是人类历史的演绎过程中，既是人们生产、生活，维护生命须臾不可或缺的资源，也起着雕刻大地、装点美好生活的重要作用。
1941年底燕京大学因“珍珠港事件”而被查封之前，侯仁之曾在一本国外杂志的评述中见到对《尼罗河》(《TheNiLe》)一书的评述。这是一本描写孕育古代埃及文明的尼罗河的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