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人还俗不一定就是坏事，只是汉传佛教历史上把在家和出家看得过于泾渭分明，结果把还俗污名化了。相比之下，南传佛教允许还俗的出家人继续承担宗教角色的传统，对于汉传佛教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国云南信仰南传佛教的地区就存在一种叫做“波章”的角色，具有佛事活动的组织者、佛寺经济的管理者等多重身份。“对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信徒而言，波章一职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对于波章的选择就不是那么随便。要当波章，必须是曾经在佛寺里修行，僧阶达到佛爷一级、后来还俗的人。”（“佛爷”是中国南传佛教信徒对有一定修行，取得较高僧阶的僧侣的尊称。）[1]平时，波章作为社会中的平等一员，也要下地干活，照料全家人的生计。到了婚丧嫁娶或者宗教节日，他们就要出面负责主持各种法事活动。他们也要负责寺院、佛塔的维修等经济事务。
南传佛教的出家人则主要负责讲经说法，不参与社会事务。这是跟汉传佛教很大的不同，也是波章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国南传佛教规定，僧侣不得直接管理信众，不直接组织佛事活动，不直接处理与佛教相关的社会事务，因此，中国南传佛教需要一支专门负责为其处理佛教的社会事务的队伍，以此来与社会交流、沟通。为此，数目众多的波章及其等级分明、分工明确的波章管理系统这样的地方社会精英队伍出现了。”[2]
大多数还俗的出家人都是在怀有惭愧心的情况下离开佛门的，比如认为自己的俗心未泯，达不到真正出家人的标准。因此他们对佛教的好感并未因为还俗而减弱。只是说不再把佛法看作人生的全部意义而已，用更为理性审慎的眼光来正视自身*和追求，并给与合理的满足。
那种还了俗反而还要破坏佛教的人，是极少的。如果一个出家人对于佛法没有真正的信仰，也没有起码的惭愧心，那么他大可不必还俗，可以继续在佛门混下来，这样自己的获利反倒是最大的。那些更有羞耻心、脸皮更薄的人也更容易因为小的过失而选择离开，也就更需要别人的理解和关心。
有不少还俗的情况是因为对于寺院的集体生活怀有负面看法，而不是因为对佛法本身的信心有所动摇。因为在集体生活中，个人的私人空间比较有限，这会让一些早已习惯于独自生活的人不容易适应。有的人会因为晚上室友睡觉时的鼾声而影响休息，有的人会因为室友不注意个人卫生、不洗脚、不洗澡等等而难以忍受，有的人会因为室友在屋子里面不打扫卫生、乱丢垃圾、乱拿自己的东西而义愤填膺，有的人甚至会仅仅因为别人多喝了几口好茶叶或者咖啡而心怀芥蒂。
每个人之间的出身环境、生活习惯千差万别，相互之间的习气对撞也是相当剧烈。人的习气就像刺猬身上的刺，别人才有真正的切肤之痛，自己则一直处于茫然不觉的状态。努力适应僧团的集体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不断放下我执、调整习气的修行。居士在世间生活中很难获得这方面的充分训练。正如世间的夫妻，由于生活习惯上不能相互迁就而导致的离婚案例比比皆是。
居士阶段的学佛重心主要在于培养知见，这也是修行的第一步。有了基本的知见之后，更深一层的修行就进入到调整习气的阶段。借助别人作为参照物，才有可能真正认识清楚自身的习气。集体生活是调整习气的理想环境，也是出家生活和在家生活的根本区别，更是在家修行不可能实现与出家修行同等效果的主因。那种没有戒律作为基础的禅定或者神通，与外道没有本质的区分，是不值得在家学佛者盲目崇拜的。
不过，有时候在集体生活中过分迎合别人喜好，过度经营人际关系，很容易导致自我的迷失。真修实炼绝不是仅仅靠搞搞关系就能得到的。比如在体育竞赛中，1%的教练点拨需要99%的日常训练才能消化。如果反过来，99%的时间在接受教练点拨，只有1%的时间在训练，这不可能得到理想的成绩，更不可能诞生世界冠军。
既然心灵成长远不如体能成长那样立竿见影，那么学佛修行应该比体育竞赛更加重视日常训练才对。心灵成长不是靠想象力就能凭空蹦出来的，也不是靠现场几句话就能说得清楚。学习者必须在内心已经具备一定的真实体验作为基础，善知识的点拨才能起到实际效果。就好像没有干柴，只有一点火星，不能产生大火一样。善知识点拨的意义不在于量，而在于质。量的积累应该更多地依靠学习者自己完成，而不是像幼鸟那样完全依靠善知识一点一滴的喂养。
有的人其实不适合出家，也不必要强留。出家不必是一锤子买卖，可以多几次尝试，多做几次比较，更容易珍惜当下。消除对于还俗不必要的障碍，从另一方面也鼓励了更多尝试出家，提高出家人的流动性。良好的流动性是一个组织保持活力、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
另外，毕竟出过家的人对于僧人生活更了解，对于佛教的感情总比从未出过家的人更深厚。如果他们还俗之后做出一些社会成就，对佛教的护持也会更有力。因此不但不应该排斥还俗的出家人，将其拒之千里之外，反而需要大力支持他们在社会好好发展，然后再来回报佛教。
[1] 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第七章：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居士管理模式。
[2] 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第七章：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居士管理模式。
